简介: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在医学研究领域获得越来越多的应用和关注.人体作为复杂的生理和演化系统,具有开放性、不确定性、非线性、多层次性、动态性、突现等特征.从复杂性哲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人工智能医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优势和问题.人工智能医学可以利用海量数据,搜集复杂的特征信息,发掘并识别多种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通过机器学习捕获数据中的复杂与非线性关系,克服还原主义的局限,消除不确定性,提高预测的准确性.疾病过程所体现出的动态复杂性和过程敏感性,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和突现特征,使得人工智能医学对疾病和治疗状态的预测和长时段的预测难以实现.人工智能利用相关性所做的预测,虽然准确,但因为因果解释的缺失和路径依赖,不能直接用于临床上的医学照料,需要医生具身的临床经验和知识辅助判断.治疗的临床情境的重要性与数据化上的困难,也给当前人工智能医学实现从精准预测到有效治疗带来了挑战.
简介:在儒家思想中,仁是个体对自我生命的体悟和自觉,具有个体性。天命体现社会历史文化的核心价值,具有普遍性。理论上,仁发生的个体性与人格评价的社会性之间存在张力,如果一个人一味本着良善的初心做事而忽视社会价值追求可能最终成为不了君子仁人。在孔子,仁心发生后由天命引导,使个体仁心能够与社会良知结合,形成完整的道德成长机制。但是,孔子之后不少儒者虽然对仁的道德主体性大加弘扬,却忽视了天命在仁的实现中所产生的引导与规范作用。所产生的后果是,仁独自承担起自我做主的道德责任,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道德意志的任意性。因此,天命作为社会道德的普遍原则能够也应该为仁的发展与成就提供保证。
简介: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阐述了矛盾“普遍性”的两层含义,第一是矛盾的存在具有绝对性,第二是任何矛盾运动同其它矛盾运动形式相比都具有相同点和不同点,即普遍性和特殊性。在第二层含义中,“普遍性”只是一个用来阐述矛盾“特殊性”的认识论的概念,这意味着毛泽东的矛盾论中蕴含着对建立在黑格尔哲学基础之上的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话语体系的批判。在处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时,毛泽东又提出了矛盾的不平衡性理论,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化实践的过程中初步建构了中国独特、独立的现代性话语体系。毛泽东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中包含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和民族因素三个方面的内容。
简介:"无情有性"说,是由隋代的吉藏首先明确提出的。道教经过一个阶段的探索和动摇才确立了"无情有道性"的立场。麦谷邦夫对于"道之遍在性"的强调实际上混淆了"道之性"意义上的"道性"与"道性清净之心"意义上的"道性"概念。仔细考察,即便是相似的两个命题——"一切无情皆有佛性"与"一切无情皆有道性",由于其中的关键范畴"佛性"与"道性"的内在含义在许多场合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因此,尽管可以大致承认潘师正所言的"一切有形皆含道性"的命题为道教"无情有性"说滥觞,同时也应该指出,其逻辑基础仍然是"道之性",而绝非"道心"。孟安排熟练运用佛教中观学方法,借鉴吉藏"草木有佛性"之说,提出"道性"是"不色不心""而色而心"的,而这一结论是"无情有道性"说最重要的哲学基础。
简介:本文首先要探讨的是,布伦塔诺如何尝试根据存在之类比的学说这一线索,来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展开系统化。对存在者及其多重含义的追问集中于范畴分析。海德格尔对布伦塔诺解释中的这一决定性要点的解读,是极具批判性的。他的批判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首先是对传统判断理论(作为真理的位置)的解构,然后是对存在(ousia)的时间性解释,最后是存在的真理含义的明确提出。与布伦塔诺不同,海德格尔尝试以一种源初的发生方式揭示范畴的发生行为,这取代了布伦塔伦提供一种“范畴系谱学”或者一种“范畴演绎”的尝试。自此,重要的是,将构成希腊之现成范畴的背景的原初经验加以突出:希腊存在论的源始规定是从制作(poiesis)范畴中派生出来的。同时,要批判性地探讨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存在论阐释的可能性和界限。
简介:采用中学生心理健康诊断量表(MHT)对湖南省1292名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进行施测,并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究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问题是否存在异质性,以及留守儿童相关的人口学因素对焦虑情绪异质性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可以分为三种潜在类别:"严重焦虑情绪型"、"中等程度焦虑情绪型"和"低焦虑情绪型";留守男生、小学五年级、高中二年级、留守时间越长、留守初始年龄越小的留守儿童更容易焦虑情绪严重;无论是父亲外出、母亲外出还是双亲外出对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严重性的影响是一致的。由此,应根据留守儿童的性别、年级、留守时长和留守的初始年龄等情况特点,开展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措施,缓解留守儿童焦虑。
简介:以往研究发现个体为自己和为他人的创造表现存在差异,但研究结论不一致。另外,考虑到社会动机是影响“自我-他人”表现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采用2(社会动机:亲社会、利己)×2(“自我-他人”:自我、他人)混合实验设计,考察社会动机与“自我-他人”如何来影响创造性表现。结果发现,亲社会组创造性表现的新颖性、有效性和总分均高于利己组,支持了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自我组在创造性表现的新颖性和总分上高于他人组,这与解释水平理论的观点不一致。矛盾的原因可能是在东方“紧”文化背景下,人们按照社会认可的价值体系来为他人创造时,人们对新颖性的态度是谨慎的,因此为自我创造比为他人创造更加新颖。
简介:个体社会地位高低的认知与患者对医信任是否存在某种关系?又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选取300名过去一年内自己或家属曾有就诊经历的被试,启动其社会地位感知后考察对医信任的水平。结果显示,社会地位感知与患方对医信任不存在相关关系。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显示,家庭年收入对高社会地位感知组患方的对医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8,p〈0.05),能够有效解释高地位感知组对医信任得分变异的3%。差异检验结果显示,低地位感知组患方信任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显著高于女生[t(1,158)=2.21,p〈0.05]。研究结论:社会地位感知与患方对医信任不存在相关关系,高低社会感知组对医信任的影响因素是有差别的:高地位感知组对医信任的影响因素是家庭经济收入,低社会感知组对医信任的影响因素是性别。
简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历史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文化育人"的重要作用。地方历史文化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属性,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开展地方历史文化教育有利于破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文化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四川省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上有明显优势,可以利用红色革命文化资源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利用历史名人文化资源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利用红色旅游基地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教学,推动地方历史文化教育与丰富多彩校园文化活动相融合,推动地方历史文化教育与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相融合,促进四川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高校"文化育人"中发挥更好的效果。
简介: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描述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阐释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路径。但是,要深刻理解其中的伟大思想,必须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运用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思维方式,把握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与过程性特点的内在关联,才能体会到它的当代意义。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能够自由自主活动的“自由人联合体”。然而这是要通过社会关系的革命和不断变革来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复杂而又神奇的、不怕牺牲的接力奋斗的共产主义运动过程。这个过程中的不同社会形态是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特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它们都是奔向共产主义社会崇高理想的不同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形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实践。
简介:面孔二态性是指成熟男性和女性经过青春期第二性征的发展后逐步形成了面孔上的性别特征,男性化与女性化是这一维度的两个水平。本研究探索面孔二态性是否会对学龄前儿童信任行为产生影响,并从幼儿对二态性面孔的人格标签角度来解释。实验1修订信任博弈任务(Trustgame),考察学前儿童信任行为是否会因搭档面孔的二态性(男性化和女性化)而不同,经历负性反馈后被试在下轮游戏中信任选择率是否会下降;实验2让学前儿童选择人格形容词来描述不同性别化的面孔,探讨幼儿对不同二态性面孔是否已形成不同的人格标签。结果表明学前儿童对女性化面孔信任选择率最高;在遭遇负性反馈后的下一轮游戏中,幼儿对他人的信任率显著下降;学前儿童认为女性化面孔更具有积极人格,而更多将男性化面孔与消极人格词汇匹配。由此,二态性面孔影响学前儿童的信任行为,在于他们对二态性面孔已形成不同的人格标签。
简介:文化建设的现实任务要求我们对其理论境遇进行澄清。文化与文明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文化说明的是人类精神的内在价值,它表达着人们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自觉;文明指涉的是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从词源上看,文明又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概念。人类文化生命的展开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进程,文化时常被运用于针对文明进程的批判。现代西方文明的悖论性质与其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历史性展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技术理性与实证主义的弥漫使人们感性的幸福、灵魂的激情受到了压抑,西方现代性文明不再能为其文化发展提供健康的精神环境。在现代性境遇下进行文化建设,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值得我们注意:在文化精神的培育方面,保持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在文化传统的涵养方面,加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文化景观的设计方面,力争让文化载体提供丰富的能指意义群;在文化产品的提供方面,借助公共性批判来提升文化产品的公共性品格。
简介: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艺术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艺术体制的变革主要体现在艺术由附庸于宫廷、教会进入艺术市场。艺术突破了服务于宫廷和教会事务的艺术职能,由从属于政治和宗教的附庸地位中挣脱出来,开始了追求自身独立的发展历程;而艺术在新的艺术体制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艺术市场中又陷入了另一种命运,艺术法则被笼罩在市场法则之中,在争取自我立法的征途中,艺术落入了另一种他律的框架。因此,艺术之于体制既是力图'突围',却又无可避免地走入被'收编'的宿命。从艺术自律的视角对艺术与体制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已经不单单是对艺术自律观念的弘扬,更是在艺术史的纵向生成中观照自律性问题中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