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继续大力推进新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是深化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和提高公安民警执法能力的需要.当下,亟需对公安机关适用新刑事诉讼法的若干法理和实务问题进行深入探析,这些问题主要有：一是监管和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问题;二是刑事证据问题;三是刑事强制措施问题;四是技术侦查问题.

简介：＂可以＂一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典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虚词之一。如此高的使用频率和比例,使得对刑事诉讼法文本中＂可以＂一词的解释问题,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可以＂一词在刑事诉讼法中出现的词频来看,刑事诉讼法中的＂可以＂一词,除了少数场合表示功能或用途以及允许、许可之意外,大多数情况下均表示授权,即,一方面,授予国家专门机关以公权力,另一方面,授予诉讼参与人相应的诉讼权利。这一用词特点与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和性质是相符的。但是,＂可以＂一词的过度使用,可能遮蔽了＂权利＂的本质,影响到诉讼参与人对权利的正当行使;＂可以＂一词的表意模糊性,可能混淆权利的不同类型,进而影响到诉讼参与人对权利的正确行使;＂可以＂一词表意授予公权力时,容易混淆职权与职责,可能导致公权力滥用裁量权。

简介：比例原则作为法治国的“帝王”条款,有助于协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紧张关系,有助于限制公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该原则不仅在行政法领域中广泛运用,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62条、第148条及149条之规定有违比例原则的内在要求,既不利于建设法治中国,也容易对公民权利造成过度侵害,有必要予以检讨并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按照比例原则的内在要求予以完善。

简介：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首次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较为系统和详细的规定，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摆到了理论和实践面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涉及何为“非法证据”、认定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是什么、哪些诉讼阶段可以审查证据合法性、审查效力如何认定，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的分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关系到能否正确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真正规范侦查行为、减少冤假错案、保障人权。

简介：摘要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活动中心理干预制度是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未成年刑事诉讼活动贯穿始终的重要手段，是一种特殊层面的司法帮教形式。本文拟从心理干预机制的重要性、司法现状等层面阐述如何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心理干预制度。

简介：刑事刑诉法修订是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完善,一方面由于强制措施以及侦查手段的强化,进一步确保了渎职侵权犯罪侦查工作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出于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非法证据的排除以及侦查程序的规范给渎侦工作又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应当积极有效地应对新刑诉法实施过程中对渎侦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与负面冲击。

简介：视听资料是通过图像、声音载体记载的信息来反映案件事实的证据种类。视听资料的鉴定意见不仅是通过技术确证案件过程的事实问题,也牵涉到价值问题。其中既体现公权与私权的权衡,也反映了国家保护的侧重点的不同。通过勾勒视听资料司法鉴定证据合法性的漂移、真实可靠性的冲突以及科学性的两难推理,从而在冲突中发现问题的关键症结,并围绕可采性为中心进行建构。

简介：<正>"公约并未支持任何特定的刑事诉讼制度。"[2]一、引言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已经进行的从纠问式向弹劾式刑事诉讼制度转变的革命,以及墨西哥正在考虑的一项改革。然而,考察刑事诉讼程序变化的另一种方式,并非以国内法的视角展开,而是研究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机构对国内变化趋势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在美国由于司法部门对这方面一直存在狭隘的观点而基本忽视了该研究课题（不论是出于无知、故意回避或者傲慢）,但这并不是一项新的或独特的研究课题。[1]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普遍认同国际人权法对国内的影响,及其

简介：证人出庭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意义重大,关系着案件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细化和完善我国证人出庭制度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证人出庭的预期价值,具体措施有：扩大证人保护案件的类型;明确保护措施的实施程序;完善强制证人到庭规定;明确证人拒绝出庭后其书面证言的效力。

简介：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刑事和解制度，但刑事和解制度在理论上存在诸多逻辑缺陷：和解与刑事领域公法性的冲突；依据可能判处的刑罚决定是否能够和解是典型的由果导因的错误思维方法；被害人得到赔偿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罚相对应，在实质上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赔偿能力的比拼，既会导致同案不同罚的结果，也存在对加害人人格歧视的不公平；赔偿的积极与否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悔罪以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没有必然因果关系；提高被害人地位与刑事和解制度没有推导逻辑，不能作为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在评价刑事和解制度上，有必要澄清契约自由、个体本位、恢复正义等相关基础概念，进而为反思该制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简介：从比较法角度,讯问录音录像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保障供述自愿性与事实证明两大功能范畴。功能定位的不同,决定了讯问录音录像运用规则的差异。借鉴美国、英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与司法经验,对于违反讯问录音录像程序的口供,应区分任意性录音录像与强制性录音录像采取不同的救济方式;当录音录像与笔录内容实质上不一致时,应采纳真实性较强的录音录像而排除虚假性较强的笔录内容。我们还应进一步探索和论证我国讯问录音录像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构建录音录像运用规则体系,最大程度地发挥它在保障供述自愿性和事实证明方面的效用,进一步提高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在人权保障和犯罪控制方面的水平。

简介：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诉讼法》作了第二次修正，此次修正将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四种特别程序之一加以规定，并明确了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和效力，使刑事诉讼规则更加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近年来研究“刑事和解制度”的文章层出不穷，但刑事二审程序中的和解却未得到司法实务界的重视，理论界对之研究也付之阙如。然而刑事二审和解已经逐渐影响到原有的司法生态，其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亟待人民法院予以总结。基于此，笔者尝试对构建刑事二审程序中的和解制度进行探讨，希望对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二审程序，提升司法公信力有所裨益。

简介：随着我国对反腐工作重视程度的增加以及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检察机关应当在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消灭腐败,任重道远;控制腐败,是当务之急。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腐工作的新规定,通过对检察机关在控制权力腐败中的职能作用及角色定位的分析,结合检察机关侦办的真实案件,探讨检察机关在控制腐败中的具体路径,以期对腐败的惩治和预防有所裨益。

简介：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一章中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它是坚持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是出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殊性的需要,是更好地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总结犯罪规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需要。社会调查制度应坚持全面、客观公正、全程的调查原则。社会调查主体专业、调查内容全面、真实、客观公正和审查判断的规范,是构建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基础。

简介：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建立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机制。在肯定这一机制建立的正当性的同时，有必要对“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内涵、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范围、有权移交行政证据的主体等基本问题予以分析和阐释。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可能造成司法实践操作的混乱，导致侦查活动前置，架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此，应当完善相关法律规则，划清侦查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的职能界限，严格行政证据的审查标准，加强对辩护方权利的保护。

简介：在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中,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制度是新确立的重点内容之一。该制度的确立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在规范执法行为、遏制刑讯逼供、保障人权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该制度在侦查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结合我国当前实际,借鉴美国、台湾等地区的相关经验,可以进一步完善录音录像制度,使其更好地发挥在刑事讯问中的作用。

简介：鉴定人出庭制度已在新《刑诉法》中确立，目前实践中，鉴定人也真真切切地来到庭前。但在旧《刑诉法》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刑诉法》修改后却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解决。立法在要求鉴定人出庭之后，并没有解决鉴定人、公诉人、法官自身能力的问题，也没有充分保护鉴定人的利益。从鉴定人角度分析其出庭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就具体细节提出可行性建议，是进一步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的需要。

简介：2014年5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结合侦查、起诉、审判实践,对网络犯罪案件的办理程序作了细化、完善,进一步规范了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网络犯罪案件中的职权和具体工作程序。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充分发挥刑事司法职能,依法惩治网络犯罪活动,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切实维护社会

简介：欺诈性侦查是一种具有较大争议的侦查行为.对欺诈性侦查进行概念界定时,应考虑概念本身的科学性与可适用性,强调“示假”是欺诈性侦查得以认定的必要条件,从而只将部分具有欺骗色彩的侦查行为视为欺诈性侦查.侦查谋略只是侦查人员智慧的利用,不存在对其进行合法性评价的问题,不宜利用这个概念指称欺诈性侦查.此外,还应当理顺欺诈性侦查与乔装侦查、卧底侦查与技术侦查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在对欺诈性侦查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可以对刑事诉讼法第50条所指的“欺骗”进行合理解释.

简介：<正>我国现行检警关系主要建立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基础之上,这一原则指导下的检警关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弊端,导致我国刑事诉讼机制运行不畅。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虽然对我国检警关系进行了一定的完善,但依旧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检警关系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此,需要对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