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安全成为国内外关注热点。作为国家公共安全管理的公安机关,必须厘清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治理边界。公安机关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治理边界具体表现为：在治理理念层面,以公共安全保障为边界;在治理领域层面,以社会秩序稳定为边界;在治理方式层面,以事中监控与事后制裁为边界;在治理主体层面,以职能部门各司其职为边界;在治理客体层面,以实际危害与直接威胁为边界。

简介：休谟揭示理性的限度,倡导审慎的政治美德,强调政府、政治制度不是理性设计而是经验习惯的产物,都体现了他的边界意识。休谟的政治思想对安抚当代人狂热、浮躁的心态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简介：乡镇工通常被形象地描述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以体现其综合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具体而言，乡镇干部所承担的事务不仅包括自上而下的上级任务（综合治理、招商引资、新农村建设等）。

简介：公众信任是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水平不够高,分析如何提升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对260名居民的调查,以Mayer等提出的信任模型为基础,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发现提升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可以从正直提升、资源支持和能力提升三方面来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正直提升是最为关键的信任提升策略。

简介：网络的兴起构建了一种新的政治生态，它给政治信任的重塑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更好地培育政治信任，政府要通过网络来扩大公众的有序理性政治参与、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同时，注重公平等价值的实现，并推动公众的政治信任从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

简介：社会转型必然导致青年人群在价值、观念及行为态度上的变化,并由此而改变青年人群在不同社会层面上的信用评价及信任态度.由于社会转型所形成的一些制度暂时空白,致使社会上、中、下三个层面上的非诚信行为增多,从而引发了青年人群对部分政府组织、工商企业及其他研究机构和一些个人的信任危机.

简介：3月5日,在参宝镇胜坛村党群服务中心,党员、群众代表们正在开会,这是镇上就省道438连接线的选址和在望川场建川渝农贸市场相关事宜向所在地胜坛村的村民们征求意见。“川渝农贸市场和438线建成后,可以直接服务于重庆的双福市场,把参宝镇丰富的农产品推销出去。”参宝镇望川市场负责人冯家伦说。这是合江县积极探索融入重庆的一个缩影。

简介：中缅2186公里长的边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睦邻政策为基础，通过“互谅互让”的友好协商和外交谈判，正式划定、勘定的第一条明晰的陆地边界线。长期悬而未决的中缅边界问题一朝得解，不仅彻底清除了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障碍，而且为新中国政府循此路径，全面、彻底地解决与邻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双边陆地边界问题，树立了一个“率先垂范”的成功样板，遗留给我们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简介：“国防”与“军事”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也是决定相关学科理论体系范围的前提性问题。当前军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大小军事法观、大小军事法体系乃至大小军事法学之争，莫不与“国防”与“军事”的关系问题直接相关。以宪法、国防法有关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国防职权的规定为依据，明确划定“国防”与“军事”各自的疆界，并以此为前提科学界定军事法的概念，理性构建军事法的体系，进而构筑逻辑自洽的军事法学学科理论体系，能够为解决当前大小军事法之争提供一条有益的参考路径。

简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有效履行职能的前提、和谐人际关系形成的基础和良好社会秩序的保障，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要意义。当今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缺失的种种表现提出了对重建公众与政府信任关系的迫切要求。政府应当从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切实推行依法行政、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四个方面积极作为，加强与公众的合作、互动，建立公众与政府的合作型信任关系。

简介：政治信任领域存在距离悖论、反距离悖论和等距离信任这三种状态,后两者是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演变历程中的主导状态.中国政治信任演变历程包含三个阶段、多个特征,这一演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生成.从中国多个领域的当前状态来看,公众对政府官员的等距离政治信任将进一步稳固,且政治信任程度将进一步上升、盲目信任状态进一步减少.优化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具有重要意义且可从多个角度加以实现.

简介：我国古代过于发达的“人情世界”扼杀了人们对刑事诉讼的信任。“人情交涉”的历史延续决定了我国当下刑事诉讼领域信任机制的依然缺失。刑事诉讼法的亟待完善决定了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信任机制培育的势在必行。我国在刑事诉讼领域培育信任机制，应该在继续完善刑事诉讼法的同时，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法学教育的职业化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社会主体对刑事诉讼的真正信任，实现社会主体对刑事诉讼法的虔诚信仰。

简介：家族企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唐朝，就存在家族式作坊，而在明清时代，徽商、晋商更是异常活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家族企业在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据资料显示，我国75％以上的私营企业采用家族式经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民营家族企业涌现出了许多广为人知的明星企业，如方太集团、乐百氏集团、时风集团、新希望集团等。但是，也有部分民营家族企业在竞争中遭遇失败，成为匆匆过客。我国民营家族企业的兴衰成败与其信任观息息相关。认识中国家族企业信任观的特点和表现，明确改进思路，有益于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

简介：近年来，青岛铺集镇明确发展定位，优化空间布局，强化产业支撑，增强发展的活力和实力，完善城镇功能。提升发展档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人口集聚，走出了一条边界发展型小城镇的特色之路。其经验启示主要有：坚持规划引领，构筑现代化小城镇发展框架；坚持产业强镇，以产业化、工业化带动小城镇发展；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的公共服务促进小城镇发展；注重特色活镇，以独特的景观风貌、鲜明的地城风情提升小城镇发展。

简介：成员所有并控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特征，是合作社本质属性的重要体现。成员所有并控制，意味着合作社成员共同分享合作社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合作社成员也就是合作社的所有者。而要成为合作社所有者的前提就是投资入股。但现实中的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边界模糊，从而制约了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因此，合作社应该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成员的信任度，吸引成员入股，鼓励成员投资，从而提高合作社的信用基础。

简介：设立监察委员会是我国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目的在于通过整合分散的反腐败监督权,形成一种与其他国家权力相独立的宪法性权力,其核心在于监察委员会权力的合理配置。考量权力和权利、效率和正义等因素的不同侧重,权力配置具有集权和分权两种模式。监察委员会承载着高效反腐的职责,其权力配置必将侧重于集权模式。基于法治和人权保障,权力不可以过度集中,应当辅之以分权模式,实现监察委员会权力内部和外部的制衡,从而防止滥权,保障权利和正义。基于这样的模式选择,一方面,侦查权应当转为监察委员的调查权,另一方面,批捕权和公诉权仍应保留在检察机关,以实现权力平面化上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与检察机关的批捕权、公诉权和审判机关的审判权之间的相互制约。对于审计权,基于其承载的职能复杂,不宜将其划归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处置权属于程序性质,并不涉及实体内容,与其调查权一样,都应当严格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

简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其中一个热门话题,是企业行政和工会的关系问题。因为企业发展的活力,既来源于经营者的积极性,更来源于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只有把两个积极性拧在一起,企业才能搞活,才能实现经营目标,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所以,理顺企业行政和工会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简介：为比较和分析政治信任两种测量方式的含义,对2010年澳门居民的实证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基于文献,作者提出了政治信任的两种测量方式：直接测量是较为抽象地理解居民对政治系统的一种信念和态度,间接测量是对政治系统行为等更为具体的评价。研究发现,直接测量结果显示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度较高;间接测量则显示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偏向否定。说明澳门居民当前虽然对政治系统还抱有较为正面的认可态度,但从具体行为的评价上来说并不乐观,澳门特区政府应保持警醒,并注意取得民众对基层的信任、政策的信任和官员的信任。研究也证实,政治信任的直接测量更倾向于社会化模型的解释,而间接测量则更倾向于政府绩效的解释,即政治信任的不同测量方式对解释其影响因素是有显著不同的,以后的实证研究应注意这点。

简介：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众信任是关乎一个政党和政府命运的关键因素。转型期的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着公众信任弱化的严峻挑战。通过对政府官员的调查访谈显示,腐败是当前影响公众与地方政府的信任关系弱化的最主要原因,而比较严重的腐败形势以及公众对腐败的高容忍度是隐藏背后的深层根源。

简介：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还能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近20年来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虽然大量的城市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都可以通过私有化的形式进行提供，但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并不完全由其公共物品的经济属性决定，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还受制于城市政府权力的边界，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与程度，会受到城市政府权力的诸多短边的限制。有效推进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需要科学设定私有化的方法程序，并要求城市政府履行应尽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