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以中西人治思想中的"善良"为线索,探讨了人治思想的终极理由及其差异,解读了人治理念的实现途径及其困境,从而论证了从人治到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简介：盗律是《大清律例》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盗行为发生的时间与空间,常是决定定罪与量刑的重要因素,其影响着盗行为的恶劣程度——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以及盗行为对被害人、社会公众产生的身心损害程度等。此处古今＂刑法＂之异同,折射出中西文化之间的某些重要的扞格与暗合。

简介：以《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为例，探讨研究者如何从类型学的角度比较中西法律文化，指出其成功之处在于揭示了两种文化的类型特征，局限在于忽略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并为完善这些类型提供了思路；接着指出研究者在寻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联系时所怀有的是一种理解与沟通的心态，并对其观点和论据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最后清理了研究者运用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会通中西法律文化的思路，从中探寻研究者从激进主义向文化守成主义转变的现象和原因。

简介：西方“法治”具有理性基础，与“理治”具有内在联系，其主要理路在于从理性与信仰的“形上”高度构建法治体系，其主旨也在于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中国古代以来的“法治”与“德治”具有密切联系，具有“礼主刑辅”或“礼法兼用”的特征，而“法治”也因缺乏制约权力的机制而形成某种“权治”理路。中国要实现向现代民主法治国的转变，就应借鉴西方“法治”或“理治”的合理观念与历史经验，重视建设法治的理性与信仰基础，消除封建专制意识与权力斗争意识，由此才能实现让理性照耀国家的理想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简介：商人精神是商法的灵魂，没有商人精神的倡导，也就谈不上现代商法的形成及其体系的科学构建。由于经济、文化、宗教、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商法只在西方萌芽并开花、结果，却未在中国形成商业繁荣与商法发达之局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商法在中国的振兴势在必行，故应倡导商人精神，树商法理念为商法振兴之先导。

简介：从宗教信仰发展出法律信仰是西方法治文化体系形成的主要路径。而我国古代法始终以“刑”为核心内容，从而导致法的社会职能单一、地位低下；同时，汉代以后儒家将礼与法相结合，过分强调礼的作用，法沦为礼的纯粹工具。以上因素共同导致法律仅被视为社会管理和统治的手段，因而未能在人们心中形成真正的法律信仰，这也是我国未能形成法治文化的关键因素。在构建当代法治文化体系时，应该更加强调法律信仰的重要性，并对其内涵进行符合现代性的扩展与解读。

简介：在特定的近代中西交往时期里，参与交往的主体的“法律”概念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是“策略”性、“目的”性的，而非“一般语言化”的。在这一特定时期里，交往中的“法律”概念的涵义表达是具体语境化的、而非“中西对立”化的。在区分“法律”概念的“感性使用”和“探讨使用”的条件下，这一时期的“法律”概念使用，从某种角度暗示着从近代演化而来的现代及当代法律话语实践本身的相对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和近现代政治经济相互纠缠的过程中，甚至在融入近现代政治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近现代法律实践反而在一些基本方面依然可以是“独立”的．于是，发现一个认识历史的“法律行动者”的视角是必要的。

简介：能人治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持续存在的独特现象。能人类型主要包括经济能人、政治能人以及社会能人,＂能人＂灵活运用乡村自组织规则进行治理。能人治村的积极作用主要包括减轻国家治理乡村成本、推进乡村经济发展、整合调动社会资源、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四个方面。能人治村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破坏基层民主、滋生腐败、损益违法等三个方面。针对能人治村的基本情况,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设计法律规制引导方案,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防范其消极作用。

简介：1978年以来，西方法律思想重新进人中国，传播日广，对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做出了重大贡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法学之学科体系、理论范畴、观念体系乃至学术流派等方面的形成和建构。当然，也应明确西方法律思想之贡献的性质，清晰定位其能与不能，处理好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的自主性建构与恰当利用西方法律思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