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和理论界，将罪与非罪界定一般标准的犯罪构成从目前平面型、闭合式结构转化为层层推进构造的做法是可取的，但在具体架构上将违法性评价和有责性评价各自作为独立的一层又过于激进，不太容易被接受。恰当的做法是对犯罪构成四方面要件的有机结合这一通说观点予以肯定，同时对其进行新的解读。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肯定其是符合四个方面要件的前提下，再进入四要件结合是否具有“有机性”的判断阶层。期待可能性和社会的相当性就是“有机性”判断的具体标准，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和具有社会的相当性就否定了四方面要件结合的“有机性”，进而否定了犯罪；如果具有期待可能性且不具有社会的相当性，当然可以肯定“有机性”的存在，进而肯定犯罪的成立。那么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是四个要件结合的行为，但是经过“有机性阶层”的判断，因为其是社会相当的行为，不具有“有机性”，因而它不符合犯罪构成，进而阻却犯罪。

简介：要治理好西部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从刑法对策角度出发．在罪与非罪的界定原则方面，应坚持差异性原则、有限制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方面．刑事制裁的对象顺序应为个人—单位；立法未对环境犯罪规定死刑是妥当的，立法取消无期徒刑值得讨论．应充分发挥财产刑的惩罚与补偿作用；在非刑罚处理措施方面，应重视环境犯罪的非刑罚制裁方法。

简介：“同案不同判”、“同事不同判”问题是当下社会关注的焦点。为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保障司法公正，维护法制统一，2010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检察机关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一种创新的制度，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为完善检察案例制度建设，本文针对当前检察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的问题，从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原则、操作程序、适用方法、废止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求更好地发挥案件指导作用，保障司法公正，维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

简介：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不同的发展时期对刑法有着不同的要求。中国如入WTO，使人们感受到检讨和变革传统刑法观念的迫切性。强化人权保障，提倡刑法的谦抑主义，平等保护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破除重刑主义的神话，树立程序公正的理念，倡导刑法的人文关怀，应是现代刑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刑法观念重构的主要内容。

简介：仅仅研究犯罪预防的具体措施是不够的，必须从总体上构建犯罪预防体系。科学的犯罪预防体系应当具备超前性、对应性和复合性三个支点。超前性从总体上影响犯罪预防的整体思路；对应性直接针对犯罪产生的原因，对症下药；复合性确保参与犯罪预防的主体、各类预防措施有机地纳入统一的整体之中。三个支点缺一不可。

简介：刑法修正案（八）将构成特殊累犯的犯罪类型从一种增加为三种，基于特殊累犯的构成特征，特殊累犯的组合由一种增加为九种。而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性、涉案人民众多性决定了构成特殊累犯的人数将大量增加。在特殊累犯构成基数的猛增和累犯从重处罚刑事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刑法将呈现出向重刑化发展的趋势。为了避免重刑化的出现，应当从前后罪的性质、构成主体、司法处理三个方面进行理性限定。

简介：刑事法治建设中的刑法理念超越刑事立法、刑法解释技术和刑法规范文本占据着更高的位置，具有根本性的引领作用。刑法理念引领、统摄刑事立法、刑法解释和刑事司法，但其作用场域不应包括刑事政策领域，其根本和关键在于坚持形式与实质统一的罪刑法定原则基础上的罪刑法定理念。罪刑法定既是一个原则，更是一种理念，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等于罪刑法定理念的树立和恪守。罪刑法定的核心归结为一点即是通过强调限制国家刑罚权即立法者的制刑权和司法者的求刑权、量刑权以实现对被告人人权的保障，审视“两点论”与“一点论”的争议，“一点论”更可取。单单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并不能消解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文字困境”，需要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人道主义理念的补足和调济，即在刑事立法上需要由重刑主义、功利主义、万能主义刑法立场向表征人道主义、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宽缓化刑法立场转变，在司法上需要恪守和践行国家刑权力的克制、宽容和谨慎，在刑法解释中需要贯注和坚守人道主义。基于宪法与刑法之间母法与子法、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分析，刑法突破自身“视限”寻求正当性的更高指向和衡量标准应当是合宪性。“风险社会”理论无法为“风险刑法”提供理论支撑，二者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结。“敌人刑法”在本质上与“风险刑法”有契合之处和内在共通性，二者都强调刑法介入早期化、法益保护前置化，实际上都是对刑法威慑恐吓效应特别是积极的一般预防机能的重视和强调，凸显注重以行为人为基础的社会防卫理念的抬头，实质上都对以行为为基础、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理念提出了挑战，蕴藏着不可控制的隐性法治风险和人权保障风险。基于刑�

简介：在判断单位中自然人的行为是构成自然人犯罪还是构成单位犯罪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自然人意志是否上升为了单位意志，当单位犯意存在时，才能肯定单位犯罪的成立。对单位犯意的探索，应始终围绕着“单位成员对单位活动性质相对独立的决策权”这一主线，只有合法地行使该权力做出的决定，才能上升为单位的犯意。具体而言，单位犯意的形成形式可以分为如下两种：（1）经对单位活动性质有相对独立决策权的部门或个人在权限范围内决定，是否具有该权力及其权限范围以具体的职能划分为判断标准；（2）单位成员经对单位活动性质有相对独立决策权的部门或个人同意做出的决定。

简介：虚拟财产是网络游戏软件中的软件模块运行时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的影像,它不是劳动创造的,没有价值,不属于财产。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的交易违背价值规律和价值交换规则,扰乱金融秩序,严重违反金融法。保护虚拟财产,将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犯罪化,不但遏止不了虚拟财产盗窃案,反而会适得其反,引发更多这样的案件,并且会诱导更多的青少年和社会精英加入游戏队伍,造就职业玩家,催生网络劳工,造成人才的巨大浪费,还会使国家金融体系遭受重创,引发通货膨胀。因而,法律应将虚拟财产严格限定在虚拟世界,严禁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的交易,并应增加虚实交易罪。

简介：

简介：强制措施的修改与适用李忠诚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于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保留强制措施原有框架的基础上，作了较大修改。认真研究修改后的强制措施，对于正确执行新刑事诉讼法，正确适用强制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共罚的事后行为并非当然的“不罚”，而是与前行为一道进行了“共罚”。共罚的事后行为是包括的一罪。在刑法对前行为不能评价之时，如果事后行为的诉讼时效尚未届满，则对事后行为可以进行评价。共罚的事后行为只能存在于状态犯中，即成犯和继续犯无其存在的空间。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前行为之后具备了刑事责任能力，如果实施事后行为，可能属于共罚的事后行为。行为人仅参与事后行为，主行为人的事后行为属于共罚的事后行为，但行为人仍可就事后行为之罪，成立共同正犯、帮助犯或教唆犯。本犯教唆他人实施事后行为的，也可能成立共罚的事后行为。

简介：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刑法学界围绕犯罪构成理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然而这种争论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因为这种争论脱离了中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实际。尽管学者们坚称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的必须具备的条件，但学者所论的犯罪构成与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为了使理论上的犯罪构成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作者试图以我国刑法的明文规定为依据，分析犯罪构成的要件。限于篇幅，本文仅就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件进行系统地分析，以弥补刑法理论在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研究中脱离刑法文本的缺陷。文中论证了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是由前置条件、行为、入罪条件三大要素构成的，并对这三大要素进行了深入研究。这种研究，有利于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有利于把犯罪构成理论与刑事司法中的定罪依据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指导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

简介：证据开示,是指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和透露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信息的作法和程序.证据开示制度是实现审前信息交流的重要装置之一.在具有职权主义传统的国家,如法、德、意,证据信息的透露和提供往往是通过被告人或辩护人行使阅卷权的形式实现的.虽然在表现形式、透露范围和方向以及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阅卷权与证据开示制度构成了审前证据信息交换的两种典型形式.与职权主义主导的诉讼形式相比,在对抗式和存在对抗式因素的诉讼形式下,证据开示制度有着更为突出的意义.

简介：“严打”作为我国的一项刑事政策，在宏观上与刑法是灵魂与肉体的抽象关系；微观上，“严打”是刑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体现；“严打”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严打”与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严打”是现代刑罚理念的应有之义。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突出强调“严打”方针中的“依法”要素。只有提倡并贯彻“依法严打”，才能充分实现上述的“严打”所蕴涵的刑法精神和价值。

简介：聂树斌案件反映出我国诉权缺失的司法状态。诉权缺失包括两种模式，即诉权可处分性的缺失和诉权程序主导性的缺失。在我国，造成诉权缺失的深层原因是诉权背后的宪法性义务的弱化造成了权力的私有化结果。因此，必须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来补正我国缺失的刑事诉权。

简介：死刑民意实证调查显示，废除非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公众认同和民意基础；在应否用终身刑（无提前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作为死刑代替措施的态度上，尚存在民意与理性的悖论；错案的可能存在可作为引导死刑民意的突破口。

简介：

简介：贝卡利亚提出的＂罪刑阶梯＂包含两个部分：＂犯罪阶梯＂和＂刑罚阶梯＂。作为＂刑罚阶梯＂在我国刑法总则中的表现,存在着＂时间阶梯＂,其按照轻重程度排列,具有阶梯性和转化性的特点。刑法修正案（八）对总则中部分时间规定作出了修改,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却没有同时对其他的相关时间规定作出调整,亦导致一定的缺陷。除对刑法修正案（八）未相应调整之内容进行完善外,还应该缩小管制刑的期限。

简介：对中国刑事和解的功能尚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以刑事案件“私了”这一中国本土问题之解决为分析起点，可以发现，中国刑事和解有其独特功能，它不仅有扬弃“私了”这一本土法治资源利弊的潜能，而且有沟通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以助益刑事法治建设、增强国家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