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同为毛泽东在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提出的两个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与王明政治论争的产物,而在'中国实际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这一口号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并将其作为指导思想。实质上,这两个命题的关系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一种承继关系,我们在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时,必须重视中国实际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
简介:'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与邓小平同志'两个文明'思想一脉相承。广安作为小平同志的故乡,将对小平同志的无限敬仰怀念,转化为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强大动力,全面落实党中央'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广安以经济建设为根本,保持专注发展的定力,主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以改革增动力,以开放添活力,推动广安快节奏、高速度、超常规发展,物质文明建设结出了丰硕成果。以文化建设为灵魂,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先后夺得了全国文明城市等十余项全国性城市评比桂冠,为广安跨越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以社会建设为前提,着力一个也不掉队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同步推进社会治理、维护稳定、法制教育、精准扶贫等工作,全面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确保了广安和谐稳定、长治久安。以生态文明为基础,充分理解和实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大力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幸福美好家园,始终保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的本色,拓展了持续发展的长远空间。以政治建设为保证,按照中央、四川省委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将从严治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认真践行'三严三实',全面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协调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廉政建设和制度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简介:毛泽东对中国妇女问题的关注一直贯穿于他政治生涯的始终,纵观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发展的历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变:从早期无政府的激进理想主义到将中国妇女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框架的转变、妇女解放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这两次转化,标志着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从空想变为现实。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国妇女参与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妇女实现了觉醒一参与一独立人格的形成这样的转变,改变了社会性别观念,中国妇女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实现了男女平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将男女平等的观念内化为自我信念,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
简介:在布莱希特的美学思想中存在着两个布莱希特: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布莱希特和作为表现主义戏剧家的布莱希特。在探讨布莱希特的美学思想时,需要将摹仿与表现、写实与写意、体验投入与理性控制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加以区别分析。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和对"叙述法"的强调奠定了现代表现主义戏剧的基础,但他主张理性控制的"距离说"和强调社会功用的戏剧功能论与表现主义美学格格不入。布莱希特的"距离说"借鉴自狄德罗等人的理性控制理论,它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表现派","体验论"则不能简单地被称为"反表现派"。布莱希特美学思想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与表现主义戏剧美学思想的双重纠结,在探讨布莱希特美学思想时,需要防止将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简化为"表现派"、"社会行动戏剧"、"回归西方传统"等简单化做法。
简介:邓小平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每天工作“两个小时”,反映了他对劳动和休闲关系的深刻思考和践行。马克思认为劳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耗人的一面,只有消灭“异化劳动”,延长工人的休闲娱乐时间,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这一观点深刻契合邓小平的主张,他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事业首先要尊重、适应、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及娱乐的需要。只有在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持续增加工作之外的自由支配时间,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会有丰富内容和现实基础。同时,他主张把劳动与娱乐相结合,主张人民群众在劳动中获得技术、提高劳动效率,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果,为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提供有益的启示:要认真学习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有关劳动的基本主张及邓小平的中国化思考和大众化表达;各种组织和中国公民都应认真履行国家法定的休假时间和制度;整个社会和每个个体都需要提升对休闲的认识,以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础。
简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新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市场决定论”有本质的区别。新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哲学为基础,主张全面私有化、非调控化和金融自由化基础上的市场决定性作用,既脱离了中国国情,也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相背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以加强党的领导和政府的科学管控为条件,以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前提,以开展平等的对外经济关系为导向,划清与新自由主义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