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农民工群体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劳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仍难以被完全纳入《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者”范围。农民工工伤索赔时除面临“劳动者”身份界定、劳动关系认定障碍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的冲突与分歧也使其在索赔时面临适用法律选择的困境，而工伤赔偿程序中劳动仲裁、行政、民事诉讼交叉问题更加剧了农民工工伤索赔的难度。因此，立法应明确把农民工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摈弃非法用工单位概念，同时改革现行工伤索偿模式，赋予法院直接认定工伤的权力，以解决农民工工伤索赔难题。

简介：针对司法解释制度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修改后的《立法法》增加规范司法解释的规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的司法解释制度仍然存在结构性缺陷,主要包括:司法解释范围与立法解释范围的界分不合理且缺乏现实可行性,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与修改后的《立法法》对司法解释进行的规制不匹配。为此,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对司法解释制度进行优化,主要路径包括:合理界定司法解释的范围,完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

简介：刑事诉讼目的双重论曾经极大地推动了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但由于这种理论范式脱离了现代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与民主法治社会的核心理念相悖，违背刑事诉讼基本原理，为有罪推定思想的翻版，容易导致冤假错案不断滋生，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应予废止。刑事诉讼法是人权保障法，是维护正当程序的限权法。重构以正当程序保障人权为诉讼目的范式的新刑事诉讼法和新刑事诉讼法学，则是当前最紧迫的学术任务。

简介：实践中对于要物合同概念存有不当认识。要物合同应具有债权性、“要物”强制性等属性，以此为论，要物合同在我国现行法上几无存在。而以理论视角分析，要物合同的存在即非其本性使然，亦不足以从价值层面充分正当化，故应废弃要物合同，而以任意性规范的属性与功能为着眼点，结合有名合同对于社会典型交易行为的反映，去有效规制传统要物合同。

简介：按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这个原则存在着自相矛盾、与刑事诉讼法规定不一致、过于严格限制受害人获得国家赔偿以及与国际上国家赔偿归责原则多样化趋势不协调等缺陷.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应当是一个归责原则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一般性的、具有普适性的一般原则,又有特殊性的、仅针对特殊事项适用的特殊原则.一般原则仍然是违法原则,而特殊原则包括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和结果原则等,各项原则所适用的具体范围又有着一定的差异和不同.

简介：湖南衡阳贿选案、辽宁贿选案等人大代表贿选案所呼唤的既有司法惩治，更有立法改革。我国选举法目前实际上还采用行政管理思维，这体现为“选举管理机关”的保选功能，以及该法确定的提名人主导地位。人大代表选举法作为代议法的基础，应当采取代议法思维，即以选举行为为本，由求选人主导选举，并建立各种选举法主体之间的合意程序。从立法角度看，应对衡阳案和辽宁案的治本思路，或者我国选举法立法的改革主题应当是对我国选举法去行政管理思维，取代议法思维。如此才能提高我国的选举能力，包括中共各级党委的选举领导能力。

简介：文章认为,方法论在理论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经济法学和民法学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其思维方式也决然不同,分别为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文章指出我国经济法学理论研究中缺乏科学方法论、较普遍采用分析还原论的思维方法这一缺憾,极力倡导辩证系统观,并简要分析这一科学方法论关于经济法学的新发现：纵横统一的经济关系是一种新的经济关系。

简介：刑事命案中,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的归属争论并没有学界之前讨论的那样重要。刑事命案中的司法精神病鉴定（该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司法精神病学的事实认定和标准评价,而是充溢着利益的考虑和平衡,需要顺应现时代中国广大普通百姓的公正观。作为司法精神病鉴定公正性重要内容的合法性问题,必须得（受）到立法和司法的重视。中国刑事命案中包括司法精神病鉴定在内的司法处断,出现了刑罚民粹主义的端倪。

简介：<正>刑事和解是自2006年我国正式确立构建和谐社会理念之后、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导向下成为刑事审判工作的重头戏和流行式,同时它又是人民法院能动司法和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实践模板和基本路径。当前人民法院开展刑事和解工作并非哗众取宠或仅是权宜之策,

简介：《反垄断法》颁布后，文本的制度供给与垄断规制的法治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通过解释予以缓解和消弭，解释是反垄断法实施的逻辑前提。囿于我国法律解释体制和实践，我国理论上虽有立法、司法和行政解释之分却仅有反垄断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之实践。但由于我国反垄断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呈现为以解释代立法的普遍性规范，易导致权力集中和滥权且不利于当事入的权利救济，因而亟需从解释思维、解释目标和’解释逻辑等方面推进反垄断法解释的合理化。

简介：对刑法条文过度解读或是创设性解释的刑法解释泛化现象，是对刑法解释底线的一种破坏。刑法解释泛化现象是实质导向目的解释扩张适用所引发的刑法解释危机，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原则，不符合严格解释和合法性原则的基本要求。刑法解释应该自我节制，遵循形式解释优先的刑法解释理念、在文义解释所划定的解释活动最大空间内进行，这是刑法解释结论合理合法的基础所在。

简介：当下我国法学人才培养存在哪些问题？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对这些问题的解析需要回到大学本身的目标。在回溯大学目标的源流的基础上，追问如何对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确认和超越。我国现行《高等教育法》要求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其核心要点何在？在全球化的时代，法律人的价值与实现当有一个最终的落脚点。于此，应当反对把法律人才培养成一个法律的螺丝钉的观点——显然，螺丝钉仅仅是工具，不是人才。

简介：目前宪法学界对死刑存废的讨论，多从“死刑是否违反生命权或平等权保障”角度入手，鲜少将死刑制度或具体死刑罪名存废的合理性，置于宪法层面，进行整体考察。以《刑法修正案（九）》取消的集资诈骗罪死刑作为分析对象，从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及宪法规范三个层面对该罪死刑废止的合理性进行分析，进而归纳出判断死刑存废合理性的三个判断要素，即是否具有民意基础、是否侵犯生命权和是否违反平等保护原则。在此标准的考量下，我国应当选择“保留死刑、减少死刑罪名、限制死刑执行”的路径，加快对非暴力犯罪死刑的废止进程，同时限制死刑的实际执行数量，推动死刑改革的进程。

简介：行政法律行为效力问题是目前行政法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学界与实务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分歧，故有必要加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力求行政法律行为理论客观真实的反应行政法治实践。笔者通过结合公共行政实践对前人的理论进行系统梳理，揭示出行政法律行为具有存续力、既决力与实现力，三者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于行政法律行为的实施过程。

简介：《职业教育法》的实施，标志着从法律上确定了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发展定位。十多年来，《职业教育法》对我国职业教育基础的奠定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的缺陷以及被法学研究界和司法界的长期忽视，使得该法成为可有可无的边缘法的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高等职业教育事业发展进程。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对该法进行全面修改，是改变职业教育法边缘化的根本路径。

简介：法律意识形态既是法哲学、法理学的重要范畴，同时又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法律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研究相对薄弱，作为法律意识形态的主体性问题的探讨更是滞后。本文作为法律意识形态的主体性研究的初步理论尝试，将探讨法律意识形态的主体性的实质以及如何构建主体性问题，通过法律意识形态范畴主体性内向价值和外向性价值的建构，最终为法律意识形态可能产生的虚假性祛魅。

简介：劳动法是以劳动者权利为中轴建立的法权体系，劳动者权利概念是劳动法学的核心概念。现有研究资源囿于方法论的局限，进展不尽如人意。构建内部和谐与外部稳定的劳动者权利的概念体系应遵循法律类型化的思维步骤，勾勒出作为“规定功能法概念”的劳动者权利之于劳动法律制度体系化功能的意义脉络。它必须清楚地表达原则与规范之间的关联方式。将类型化的劳动者权利的主导形象通过权利的“元形式”结构表达其规范意义，使原则与制度之间错落有致地搭配，从而将劳动法秩序的基本思想贯穿到劳动者权利规范体系的最深处，形成外部稳定的权利体系。

简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与义务对应的主要是权力而不是权利,是权力义务关系为主,权利义务关系为辅。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公平表现在权利义务的总量比例失衡,义务多权利少;“一般权利和义务关系”较为欠缺,“特殊权利和义务关系”普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的客体多指向积极作为的“行为”,更强调其中的义务性。在权力义务关系中,虽然理论上也主张双方均有义务,但实践中落实的是“臣事君以忠”,而“君待臣以礼”仅限于道德说教;混淆了其中的法律权力与道德权力、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比“君为臣纲”布下了更为严密的权力网络,权力义务关系渗透在一切人际关系中,尽管为其注入了亲情,但主色调仍是义务。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根本转变。

简介：在当今社会大力倡导降低未成年人案件羁押率的背景下，鉴于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性，其羁押率并不是越低越好，尤其是并不必然应当低于成年人案件的羁押率。未成年人“羁押率”高的原因在于国家较之成年人案件往往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介入的范围更加宽泛，其中人身拘束措施作为非常有效的一种干预手段，不仅要承担保障诉讼的功能，同时还有教育、辅导、考察等功能。应针对未成年人不同性质的行为，明确国家责任，改变过窄的司法保护模式，尤其对于社会危害性很大的校园欺凌问题，应采取更有进取心的司法干预措施。

简介：鉴于共同正犯与单独正犯之间的结构性与规范性差异、共同正犯与狭义共犯在处罚条件意义上的共同性,为包括共同正犯在内的所有犯罪参与行为寻求统一的实质处罚根据是妥当的。这种统一的参与犯处罚根据观念应当是在＂参与犯违法相对性＂和＂违法二元论＂基础上的＂功能性实行行为助力＂。根据这一观念,我国＂主体间＂参与犯处罚条件设定缺乏限定参与犯处罚范围的合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