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鲁迅在1926-1927年间的文学史论述与讲演中,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表现出一种悖论式的张力结构。在鲁迅的思想脉络中,立足文学的立场,表达的是克服文学＂被描写＂的地位与身份,这既是鲁迅现实感的表现,也是恪守文学立场,在现实政治中屈而求伸的努力,因而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鲁迅表现出了一种对文学与政治的双歧性思考。

简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开篇，就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论述了文艺在这一事业中的重要意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①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党和国家从当今世界局势和中国的国情出发，所制定的宏伟发展蓝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明确的阐释：“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简介：一、写在“文学的正树”之前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从那个久远久远的年代起，人类的历史的性别大战总在上演，女性的历史地位决定了文学中女性的主体价值的被遗忘。“男人写下的历史布下的罗网，全部的精华都在于教女人如何做好女人，男人说生存需要必得用恶战胜恶，因此善和美的职责就只有让女人来承担了。”

简介：在中国经学与古典诗学观念中，“作”与“述”之间有着明显的等级序列关系，“作”被赋予了起源与创生的权威地位，对“作”的推崇和保护关联着经学话语的内在矛盾性．既决定了“作”必然召唤“述”，又标举着对增殖与多义的压抑。与此吊诡过程相伴随的便是一方面对孔子“述而不作”不断重提与强调．而另一方面却潜在策动着“明述实作”的话语实践。然而，由于“作”从根本被维系于天道这一终极起源，从来不曾完满在场。现世所涌现之“述”对其的遵循和显明就成为一种实质上更为本源的替补运动。在经学话语场中．正是“述”生产出了其所声称要补充之“作”的可能性。“孔子作《春秋》”与“孔子述而不作”两项经学声明聚焦出两种话语管控机制，即作者原则与注释原则．两者紧密互动。在控制话语的同时也催化了经学话语实践的流变与多样。

简介：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直到21世纪的今天，童庆炳始终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前沿。从“文学审美特征论”的提出、心理美学和文体学丛书的编撰，到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实践、文化诗学的构想，他的思考紧紧追随着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但他从不一味地追踪学术热点，而总是以对话的姿态参加各个时期、各种话题的讨论，既保持开放的立场又有所坚持，从而在丰富、深化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同时发出属己的独特声音。正因为如此，他每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都及时在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

简介：文学作为社会思想意识的呈现，不应该也不能够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而构成文学的社会环境的核心，则是社会政治环境。换句话说，政治的主题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文学的主题。作为一个承载一定思想意识的载体，文学必然深受政治的影响。文学的政治维度，来自于文学与政治这种互相影响的关系——主要是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文学与政治存在一定的张力，这是事实；更为现实的是，政治对于文学起着支配和调适的作用。

简介：本文从四个维度入手，重新解释康德的关的理想，指出了国内学者在对康德的关的理想的解读上所存在的种种“误区”，进而提出本人对康德的美的理想的涵义及其美学定性的几点看法。

简介：人们生活在世界上必然要以某种身份（i—dentity）示人，进而对自己及他人进行定位，这样才能促使交往行为继续进行下去，从这个角度讲，思考身份问题也是思考“我是谁”以及自己在社会或群体中的角色与归属的问题。①同时，身份还是一个跨越社会学、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等众多领域的学科，

简介：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他回应各种问题与现象的立场和姿态。无论是1970年代的文本科学建构，还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文学批评的政治功能以及审美意识形态的思考，伊格尔顿都注重借鉴和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以解构的思维创立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批评，体现出对文化现实和当前政治处境的关注。

简介：作为当代艺术学领域活跃的批评家和理论家,陈旭光一直置身中国艺术研究的前沿。他关注中国影视艺术生产和影视文化研究,为影视艺术生产、消费提供重要的批评方法和阐释理论,展现了批评家始终“在场”的敏锐和影视文化“瞭望者”的前沿性。他还把目光投向艺术批评史的研究与写作,展示了批评史论写作宽阔的历史视野、融通的历史意识和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整体现。他也积极参与艺术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建构,把自己影视艺术批评的前沿成果,及时导入一般艺术学理论之中,深化着当代中国艺术理论基本范畴的内涵,重构着艺术批评方法的体系与标准。他在艺术(影视)批评、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三个方面的实践与理论建构,充分展现了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的理论自觉和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