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郫都区三道堰街道青杠树村是成都市首批'小组微生'新农村建设示范村,通过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于2013年6月建成了环境优美、配套完善的新型农村社区。社区建成初期,居民在生产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上一时难以改变,乱停乱放、乱贴乱扔等现象比较突出,新农村不'新'、旧风气不'改'的问题一度困扰着社区'两委'。社区党总支不等不靠,坚持党建引领,创新'1+4'双轨治理模式,促进了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青杠树村先后被评为'中国十大最美乡村'和'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村党支部被评为成都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简介：智慧社区治理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其强调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打造新的社区互动与服务模式,具有形成治理合力、增强治理透明度、实现持续治理等优越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智慧社区治理已具备理念基础、组织基础、科技基础、平台基础、智力基础等良好社会基础,要在总结现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把握未来发展重点,重视智慧社区的差异性,提高智慧社区治理的公平性,保证虚拟社区管理的有效性。

简介：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既是对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出的新要求,也为社会协同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X区城市网络化综合管理的实践表明,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的不仅仅是政府组织,而且包括公民个人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和行为体都可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理念共生、信息共享和多元共治构成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三重维度。面对矛盾突显的社会治理新常态,为克服社会治理中的“木桶短板”效应,就必须以“精细化”的理念代替以往粗放式和经验化的管理思维,通过构建网格化协同治理新机制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简介：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大大加速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但也让他们身后日渐远去的农村变得模糊。大量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外流，对农村治理意味着什么？美国美利坚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吕杰在其新著《中国治理的多样性：中国农村的人口流动与制度变迁》中指出，人口外流瓦解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并改变了农村的制度选择和治理绩效。

简介：数字化治理、网络化治理和网格化管理理论是公共治理理论的重要发展成果，从不同方面体现了当代公共治理理论的发展趋势。它们在治理主体、价值追求和治理工具方面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但是在政府角色、研究对象、评价标准和应用领域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通过对三者的比较研究，明晰其共性与个性，以推动我国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简介：目前中国城市外交并不具有独立性。需将中国城市外交嵌入城市研究,推动城市国际化建设,进而推动城市发挥“内引式”外交作用。本文以城市外交视角下长春市城市形象定位研究为例,试述如何将城市外交研究嵌入城市研究之中。

简介：首尔位于韩半岛中部汉江流域,为大韩民国首都。过去由于军事统治和计划经济的带动,使此一距离北方边界不远的城市,竟畸形地一极化发展成为超大都市,人口占有韩国五成,经济产值更高达九成。由于都市化规模的扩大,使得原先由人工圈定的首尔特别市行政区划无法迅速应对自然的聚落扩张步伐,因而超越辖境的都会区地域集合体乃随之出现,而都市居民的生活圈域与地方自治体统治范围的一致性遂益发不可得。此则可能在都会区发生全盘规划的缺乏、行政服务的落差,以及公民参与的局限等问题。首尔市和邻近的各行政区如何共同面对与处理此一问题,正是本文关心之所在。首尔经验,正就是吾人研究都会区治理的最佳个案。

简介：'治理'的概念由来已久,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催生了多学科的讨论,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族地区和民族事务部门以此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展开实践,相关研究呈现整体铺开和热点专题深入探讨的态势。

简介：基于话语视角,信访产生于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长期实践,形成了自身的话语体系。信访话语体现在围绕信访乃至一整套群众工作的法规政策、围绕信访及各类群众工作中官方与民众的语言表达。信访话语的生成与变迁是基于＂革命—动员＂与＂改革—稳定＂两个语境。革命和建国初期,信访属于＂动员＂治理模式,实现了动员与民众诉求的平衡。＂改革—稳定＂语境中,信访话语尽管延续了反映意见、联系群众和调查实情的传统,却面临转向中的断裂问题,即＂动员＂话语消失之后难以在法治建设中定位自身价值。纵观历史,信访话语转向之关键在于构建契合改革语境的治理模式。

简介：近年来，我国社会网络招嫖行为较为普遍，公安机关对网络招嫖的认识比较模糊。为此，打击网络招嫖行为，非常有必要对网络招嫖这一新型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界定，从治安工作实务中总结网络招嫖的治安特征，同时提出治理对策以及在办理网络招嫖案件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

简介：分级诊疗制度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及必然要求,该制度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五种模式类型。通过文献研究及实地调研发现,这一制度在试点中存在着基本药物目录种类少、剂型不全,全科医生数量少、器械配备不全,基层医疗机构门诊量低、重复就诊以及向下转诊难以执行等问题。研究表明,该项政策的制定与推动简单地采取经济手段而忽视民众的就医心理,进而忽视了三级医院的虹吸效应,同时无法解决医疗机构的利益驱动及基层医疗机构能力不足等问题。为此,要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引导群众转变就医观念,实行上级医院全面托管基层医疗机构,减少财政投入三级医院,实行财政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取消三级医院门诊政策,使得患者到基层医疗机构首诊,推动分级诊疗政策目标的实现。

简介：合作治理系统的演化首先需要在理性的博弈竞争中培育积极的合作行为，在竞争逻辑主导的环境中生成合作的逻辑，实现初级合作治理。而后，合作治理系统的演化将指向高阶合作治理，其目标是使合作常态化、开放化和行动化。虽然通过共同利益和博弈情境等制度设计能够在参与者数量较少时生成合作，然而随着高阶合作治理的去主体化现象产生，大量行动者涌入了社会治理领域，此时在制度化的治理已无法继续为如此众多的参与者提供合作的保障，需要去除制度之于行动的优先性，将合作治理放置在行动的框架下，才能够使社会治理系统输出治理服务的能力与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表现出的复杂性相契合。

简介：政策网络被用来解释和分析新的治理结构,它构成了一种理论分析的基本资源与分析方法。警务运行网络是在围绕治安问题治理形成的＂问题网络＂中,各行动主体通过特定的组织化机制形成的制度化的关系模式。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演进的宏观逻辑和警务单中心治理到多中心协同的实践逻辑,警务运行结构的治理路径应规避警务协同惰性、促进社会资本的增量发展以及实现多元主体共治的协调匹配。

简介：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不通向资本市场的经济合作方式,高度的意思自治是其基本特点。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法所存在的行政管理性、选择性条款严重缺失、企业管理开放性不足等特点成为制约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发展的制度性因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进一步推进,有限责任公司法的改革也势在必行,与有限责任公司法的封闭性相一致,进一步加强有限责任公司法的私法性、实现公司治理的契约化和公司管理的竞争性正是有限责任公司法需要实现的三个基本点,也是有限责任公司法要完成其使命需要具备的三个基本属性。

简介：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需要法治理念引领十九大报告提出：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为此，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简介：2016年,民政部官网共曝光了十三批＂山寨社团＂名单,涉及非法社会组织上千家,引发了媒体讨论。2017年,＂山寨社团＂有所收敛,相关舆论也减少很多。8月中旬,一个自称＂中国科技创新与战略发展研究中心军民融合工作委员会＂的组织被媒体关注。在该组织＂官网＂公布的组织架构中,多名退休省部级官员、两院院士被其列入“顾问团”。“山寨社团”再次引发关注。

简介：传播伦理是立足于现实关系又超越现实“关系”的精神气质，网络舆情是网民对社会现实和中介性社会事件的能动反应以及相伴生成的动态势能；而作为治理对象的舆情则指“舆情危机”，它可以用“理之未显，势之已发”的哲学话语来描述。建构的传播伦理明晰网络舆情发生的原因，并突显舆情危机演变的“事件性”“中介性”“刺激性”特质，同时指明网络舆情危机治理的伦理策略：应当治“理”而非治“事”，需要建设现实的组织实体，有必要助推文化自信语境下个体的主体革命。

简介：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与实施，“医闹”入刑成为一大焦点，对“医闹”问题的处理也正式从刑法的角度开始研究，本文以“医闹”入刑为切入点，主从“医闹”的社会现状、概念、分类、特征。“医闹”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的危害性。我国相关的立法现状及“医闹”入刑的必性来研究“医闹”相关的刑事问题，并对“医闹”入刑的完善提出了几点建议，以期对我国刑法的完善尽到绵薄之力。

简介：“中国是创业的热土。”在位于北京中关村768闵区的摩拜单车办公区，胡玮炜坐存印有“mobike摩拜单车”字样的背景墙前，多次提到这句话。灰色毛衣，黑色条绒裤，搭配酒红色的长袜和跑鞋，乌黑的长发自然地垂在两肩，让你觉得这就是一个普通的“80后”女孩儿，或许和你想象中创业者的形象十分不同。

简介：十八大以来，在从严治党、重拳反腐的新常态背景下，国内政治生态环境日渐清朗，获得人民群众一致好评。然而，部分官员难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出现了新的“为官不为”问题，主要表现为“不敢为”、“不想为”、“不愿为”、“不会为”四个方面。为官者自身内源性因素和外部政治生态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为官不为问题出现，从官者自身、法律、群众、大众媒体四个方面加强建设是新时期治理“为官不为”的主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