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关于是否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因此应当有权知晓诉讼进展情况和对案件处理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

简介：被害人是刑事诉讼中的主体之一，其所占地位与所起的作用很特殊，在自诉刑事案件中处在控告人的地位．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通常通过自己行使诉讼权利而得到责任追究与权益恢复，一般被害人所受损害相应较小，不存在社会救助问题。而在公诉案件中，是由国家公诉机关来承担指控犯罪、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义务与权利的。此时从指控犯罪、主张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角度看，被害人处在从属的地位。对被害人造成的精神、身体的伤害相应更大，使得被害人的生活由正常而为窘迫困顿，生活质量大大下降甚至难以为继。从司法实践来看，仅通过由刑事诉讼行为的完成达到权益救济与权利恢复尚不足以使得被害人的生存环境得到基本改善。故此当考虑设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以解决此类问题。理由如下：

简介：刑法意义的被害人承诺是构建于利益衡量说基石之上的.其成立需具备以下四个要件：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客体要件以及时间要件.被害人承诺具有阻却违法性之刑法效果,而被害人承诺过当可减少行为违法性.

简介：笔者认为对于犯罪被害人类型的研究,由于对于普遍手段犯罪及其被害人的研究进行得比较深入,孩子已成为家庭的一切

简介：长期以来，刑事诉讼程序把关注的目光主要投向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权益保护受到了忽略。尤其是在公诉案件中，在强大的国家追诉职能背景下，被害人的权利往往被淡忘，很多时候结案后，被害人因不满案件处理结果而不断申诉，不仅浪费了大量国家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而且被害人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所谓“案结事难了”。笔者发现，目前公诉案件被害人申诉或上访大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简介：我国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笔者建议在我国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当告知权利人有申请国家补偿的权利

简介：刑事诉讼中应否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一直是刑事诉讼法学界颇为争议的问题.基于维护司法民主和促进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中,应赋予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被害人上诉权,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简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作为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它以确保被害人的利益为基础和出发点,以保障被害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为根本目的,以国家补偿的方式实现被害人与加害人、被害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无论是从其理论基础还是从我国的现状来看,通过立法建立一部科学而合理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简介：警察是人民群众的守护神,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警察个体的被害数量却呈逐年上升趋势,警察被害相比其他社会人员被害具有更大的潜在负效应。目前国内把警察单独作为被害人进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相对比较少,因此对警察被害人研究十分必要且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首先必须要把警察被害及警察被害人定义的界定清楚;其次对警察被害的类型以及对警察被害的因素加以分析从而为防止警察被害提出切实可行的被害预防措施。

简介：被害人过错是指犯罪行为所针对的自然人或单位，对犯罪行为的发生和持续在具有时间紧凑性的前提下起到引起和推动作用的。针对犯罪人及其近亲属或者犯罪单位，作出的具有严重不当性的行为或者引发的具有严重不当性的状态。然而，当前我国刑事立法缺少被害人过错认定的明文规定，被害人过错虽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散见于司法解释中。但认定标准缺失。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过错的认定虽然有一定标准可循，但是仍然存在程序上和实体上的不合理之处，使得真正被认定为存在被害人过错而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案件较少。为了减少被害人过错认定过程中的偏差，可以借鉴域外经验，以完善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方式使认定标准更加明确。

简介：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上诉权问题一直是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然而,缺乏上诉权的被害人只能是"半截子"当事人.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

简介：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笫365条规定：“减刑、假释的裁定，应当及时送达执行机关、同级人民检察院、负责监督假释罪犯的公安机关以及罪犯本人。”该条并没有规定减刑假释的裁定应送达被害人。这无疑是该司法解释的疏漏之处。笔者认为，法院在作出减刑假释裁定时，也应将裁定书及时送达被害人。

简介：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侦查行为侵权性的特点和律师法律服务职能的本质决定了侦查程序被害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具有正当性根椐。该权利应当包括提供法律咨询、阅卷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代理申诉、控告和提供意见权六项具体权能。为了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为被害人提供有效法律帮助，还必须解决律师的数量、律师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帮助有效性的检验标准和侦查机关侵犯律师帮助权的法律后果三个问题。

简介：刑事被害人品格是指被害人的名声、在社区的威望以及过去具体的行为实例等,由于其证明效力低下、易引起认识偏见以及可能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等原因,立法一般排除被害人品格证据的适用。但是被害人品格证据可以在故意伤害和性侵犯案件中充分发挥其独特的证明价值。所以,深入客观地分析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对被害人品格证据的规定,才能更好地为我国制定被害人品格证据规则提供理论支持。

简介：刑事被害人是司法体制改革不容忽视的群体之一。本文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渊源入手,考察先行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的有关经验,在分析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在立法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突破一直以来对刑事救助的法学视角局限,将其放置于刑事公共政策平台之上,提出进一步发展完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框架性思考。

简介：现行法中被害人主体性地位的缺失，使得刑事追诉活动中的人权保障成为与被害人无直接联系的宣示性口号。尽管理论界对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有着些许担忧，但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有其独立的价值，采用中庸途径更有利于平衡多方利益。

简介：随着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逐步推行，轻刑化的刑罚原则会逐步确立，为使轻刑化刑罚原则能真正被长期受刑罚报应观念的民众所接受，合理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配合至关重要，它体现了国家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和谐、司法文明的象征，研究它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尤为重要。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损害赔偿主要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来实现,但是该制度在实践中矛盾重重,被害人的损害赔偿往往难以实现。我们先来看两个案例:案例1易门女童轮奸案2008年12月12日,云南易门浦贝一名12岁女童玲玲(化名)遭三名男子轮奸,易门县法院作出重审判决,三被告分别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原告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法院没有支持玲玲一家3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而是赔偿原告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共计2039.24元。[1]案例2长春盗车杀婴案

简介：被害人承诺,作为正当化事由之一,是关于公民私权与国家、社会公权的界限划分的理论,进而也体现了国家对于法秩序不同价值的取向,世界各国大都为其设定了不同的成立条件。但是该理论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没有建立,在注重人性化与法治化的今天,我国必然会将其立法化,因此研究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就具有了现实的意义。本文拟从承诺权限、主体、主观方面、时间、承诺方式、社会正当性等六个方面来论述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

简介：被害人的承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被害人承诺包括关系人的合意和被害人的同意,其中,关系人的合意是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事由,而被害人的同意则是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狭义的被害人的承诺则仅指作为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而存在的被害人的同意.由于关系人的合意中并无所谓被害人的存在,因而刑法理论中的被害人承诺,凡未作特别说明,一般专指狭义的被害人的承诺即被害人同意,而法益衡量理论,则为基于被害人承诺的行为的刑事正当性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