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为开发扶贫阶段,国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了主要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政策;21世纪的前十年为参与扶贫阶段,面对新的扶贫工作形势,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主张坚持以政府为主导、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扶贫开发工作;2012年至今为精准扶贫阶段,习近平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旨在找到“贫根”,对症下药,有效解决前期“大水漫灌”扶贫方式所导致的真正贫困群众得不到有效帮扶的问题,并从财政、制度和政策上不断给予支持。经过三个阶段的扶贫工作,我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贫困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逐步提高。当前,我国在推进扶贫事业发展时,还需对一些领域逐步完善提高:不断增强扶贫内生动力,有效落实精准扶贫政策,逐步建立健全扶贫体制机制。
简介:黑格尔哲学声称把握绝对知识,但又承认哲学不外是以思想把握时代,哲学家也不能超越所处身的独特历史条件。为了尝试疏解这个表面冲突,可将作为黑格尔的系统基础的《逻辑学》视为一套庞大的范畴体系;分析康德的范畴论及其理论预设,则有助于显示黑格尔理论的独特之处。有别于其他理性主义者,黑格尔不接受有任何先验而终极的原则可用来建立哲学系统和完整的范畴论,而是认为只能在具体的哲学史发展中把握概念,然后整理出一个系统。因此,哲学只能回顾思想和历史的发展,把握当下的时代精神,这种历史理性才是把握绝对知识的正途。通过理性的历史条件来理解黑格尔的绝对性概念,黑格尔哲学可重新被解释为一种开放的和需要不断更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简介: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尽管提出了“人类创造历史”的命题,但却没有对自己的命题做出明确的解释。为此,他举数十年之功,从创造历史的起点、方式和结果等角度对马克思的命题进行全面的阐释。按照他的观点,只有在启蒙运动之后,由于“历史性”的发展,人类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结构二重性”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基本方式,这种方式体现在:社会结构一方面赋予人类创造历史的条件,另一方面又对这种创造行为构成制约。通过这种历史创造方式,社会并没有如马克思等人所设想的那样变成丰裕而自由的社会,反而成为“风险社会”、“失控的世界”等。通过对马克思命题的阐释,吉登斯建立起了完备的理论体系,但也对马克思命题的本意造成了扭曲。
简介:<正>“心性之学”(thePhilosophyofMindandSoul)一词有广义、次狭义及狭义的理解。广义地说,它应是所有民族(包括东方、西方诸民族)的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指的是探讨人的存在的根本原理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基督教神学以及各种宗教哲学思想中都有丰富的心性之学的内容,假如我们采取一种次狭义的看法,将范围缩小至中国哲学的话,那么,道家与佛学(尤其是禅宗)无疑都以心性为讨论的重点。但从约定俗成的用法来看,“心性之学”似专指儒家哲学而言。本文将对“心性之学”的讨论限制到儒家,这是狭义的说法,只是为了将问题讨论的对象缩小,并不表示否认其他各派哲学都
简介:处在社会变动年代,鲁迅倡说“拿来主义”。他的翻译目标是开拓民智,“获一斑之知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时”。科学救国行不通,他便弃医从文。鲁迅反对为“顺”而损害原作。他认为,硬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手法,一面尽量输入新的思想,一面尽量消化吸收,这就是尽可能等值的直译。这一原理没有过时。马丁·路德同样为民众启蒙而翻译。宗教翻译者应有社会担待和使命感。宗教经典的翻译应该促进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进化,是传递宗教真义,教化国民而不是中国化,也不是象牙塔中的高雅鉴赏,要提防本土化的陷阱和染缸。翻译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和各个族群彼此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促进闭塞痼弊僵化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喧您。翻译与介绍异域新思潮密切关联,促使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主流文化,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