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19世纪以来,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法理论经受了无可避免的衰落,而康德的自然法权理论是导致这一进程的重要因素。其学说一方面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自然法理论中实质性的自然观,使得任何试图从人的"自然倾向"中推出规范性命题的努力变得不可能;另一方面,其通过自然法权将伦理与法的领域进行了区分,这使得唯有高度形式性的自然法权而非伦理目的才能成为校验实证立法的标准。而康德的这种具有实证主义色彩的法哲学催生了当代的立宪主义法律理论——一种"规范的实证主义"。

简介：在《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络德睦旨在揭示的只是对“中国有法与否”这一问题何以成为问题以及为何西方人对其答案如此在意的认识论根源与政治根源,并未触及作为法律东方主义之反题的东方法律主义问题,更谈不上所为此举是在为当下中国法的任何具体观念进行的辩护与背书.如何界定东方法律主义及其未来将呈现何种样态,本质上仍是一个译介政治问题,需要仰赖于中国知识与政治精英未来的耕耘与塑造.迈向东方法律主义,是一项长远的系统工程,需要尽可能摒弃褊狭的法律自我东方主义倾向,需要解决好如何认真对待本土资源的问题,需要处理好政治共同体软硬实力的均衡匹配.

简介：爱德华·萨义德(EdwardW.Said)在《东方学》一书中曾说,在东方学的历史上,法律研究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领域。[1]不过,他并没有涉足'法律东方主义'这一议题。或许是因为,作为一名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法律研究非其专长。笔者所寓目的学术文献中,近年来基于东方主义批判的理论立场,讨论美国如何想象和建构传统中国法律的著作主要有两本:中国学者李秀清教授

简介：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调查程序面临着保障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行政权与司法权、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价值冲突，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必须对以上三种冲突予以平衡。尤其要重视为过度构建保障国家安全而导致行政调查权力的扩张滥用、实体正义凌驾于程序正义之上，以及忽略司法权对人权保障的救济机制等问题的出现。

简介：单纯的改革口号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感召力，民主化改革和制度化建设是后改革时代的基础性工作。宪法作为利益妥协与斗争的根本性文件应当成为改革的根本共识。在社会已经分化和断裂的情势下，寻求社会共识、稳定与和谐有赖于利益分配制度与过程的公正、公平、公开。通过完善利益表达与沟通、竞争与博弈、妥协与合作的宪政机制，为各阶层在自治、妥协与合作中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奠定制度基础。

简介：税款课征方式历经二十余年发展,税务机关的推定权限被逐步放大,推定课税渐变为课税推定。基于减轻执法强度和规避执法风险等考虑,课税推定以一种更简便易行的"估"形式在实践中自发生成,值得警惕。纵如此,亦不能否认课税推定对税收构成要件修正和对"效率与公平"整合的独有贡献。如若课税推定可控制,则课税推定方式值得期待。为此,可以考虑根据纳税人被推定的情由所形成的主观心态,并结合外在效果意思,选择适用财政中心主义抑或纳税人中心主义,使两者在课税推定中兼容并蓄。

简介：本文是关于络德睦教授著《法律东方主义》中译本所作的一篇书评。原书作者期待以此书促进关于法律东方主义集体联动的交流,本文可以视作中国的法律史学者参与交流的初始尝试的一个部分。本书评的侧重点在于如何理解法律东方主义的分期、概念化反思以及对于无法状态的解读,由此以“中国为中心”参与对法律东方主义的对话。

简介：当代恐怖主义犯罪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刑法学概念,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刑事政策不是打击具体的犯罪人或事,而是对某一种社会现象的综合治理,只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刑事政策才是适宜的刑事政策。在当前宽严相济背景下,应适当借鉴"新社会防卫论"理论,立足于预防犯罪与控制罪犯之上,而不拘泥于刑事司法领域内打击和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与此同时,深挖其产生背后的社会根源,从而针对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以期从根本上预防消除暴力恐怖主义犯罪。并且在处罚犯罪人时适用以预防为目的的非报复性刑罚以保障罪犯的人权,帮助其重返社会。

简介：一、问题之缘起股权作为一种财产权,自由流动性是其固有的属性之一。但是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较强的人合性,各国公司法普遍对这类公司股权的自由转让进行一定的限制,甚至允许公司通过章程进一步规制。英国大法官格林曾指出:"股东的正常权利之一就是自由地处理其财产,并向其选择的任何人转让之。"~①美国学者威廉森认为,股权的可转让性与有限责任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它与有限责任一起构成了现代公司制的两大基本特点。~②我

简介：司法伦理是法官司法行为不可或缺的价值准则或规范。职责型的司法伦理以完成份内责任为天职,并通过司法行为与后果相连,是一种理性的司法伦理规范。德行型司法伦理则是以未来为指向的,结果如何不在考虑范畴之列。二者关系并不完全对立,都被深层结构所推动,并且在一些领域还存在联系。司法伦理的功能指向应当是现实的社会需求,应当根据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司法发展程度选择所需求的司法伦理以及功能,因此,以责任或义务为内容、以规范或规则为形式的职责型司法伦理至关重要。

简介：十六届五中全会所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前提下，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和谐发展。新农村建设应该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历史阶段和工作载体。即通过新农村建设，逐步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生活质量改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社会。

简介：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历经＂侦查中心说＂的主导与＂诉讼阶段论＂的认识,在对司法规律的探索中逐步确立了＂审判中心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的确立符合司法的中立性、对抗性、终局性的基本属性,是社会历史变迁与制度文明进化的产物。在＂审判中心主义＂的指导下,我国刑事司法须将定罪量刑确定为审判者的专属职权,引导控辩双方围绕证据展开对抗,在程序正义的保障下追寻实体正义,确保被告人的充分参与和律师有效辩护,将权力控制与权利保障统一于审判程序。

简介：作为纠纷产生基础的事实冲突本质上就是意见之争。诉讼模式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向和纠纷解决方式从诉讼向非诉讼方式的转向在是否强调严格程序上相互背离,但是两种转向一致地蕴含了私权自治和寻求当事人自主合意的内在精神。在诉调对接机制中作为一种诉讼分流渠道的调解程序从来不放弃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可以说发现事实是诉调对接的逻辑起点。进而言之,在发现调解真实的过程中不管是合意还是强制,不管是查证、举证还是意见交涉都可见以意见取代证据的端倪。在诉调对接程序中,认定事实的材料来源,不再是原始的证据而是一种初级加工过的意见,不再是静态的信息载体而是解释、论证和评价的动态过程。这种意见裁判主义甚至普适于诉讼、调解等纠纷解决程序之中。

简介：一、我国刑事证据移送方式的变迁所谓刑事证据移送方式，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卷宗材料从公诉机关向审判机关移转的具体方式。一般划分为当事人主义的移送方式和职权主义的移送方式两大类型。职权主义移送方式也称为卷宗移送主义，即公诉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不仅提供起诉书，还同时移送所有卷宗材料。当事人主义移送方式也称为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卷宗移送方式，指检察官在提起公诉的时候，

简介：在司法和立法领域,都具有现实主义的趋向。法院的决定并不是正义的象征,面对实践中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矛盾,司法的作用更多在于通过更理性和科学的方式调和冲突。否则,司法政策就可能是盲目的。同样的,在立法层面,听证会的目的也并非仅仅民主式地弄清事实真相,并基于此作出合理的政策决定。立法过程通常是各方的博弈,甚至会是一种政治试探与政治权衡。对于立法的博弈过程,我们可从大量实例得以观察,尤其可洞察若干颇具争议的议题之中立法过程中的政治考量与博弈。有鉴于此,在司法和立法层面,都采用更好的事实认定方法,以使得政策制定过程更加理性。在现实主义趋势的大背景下,司法和立法都需要寻求与其他领域的相互协作,同时还要面向未来,在决策中考虑到政策的后果。

简介：将严重侮辱、损毁尸体行为犯罪化具有直觉上的吸引力。然而,自由主义犯罪化立场坚持损害原则和冒犯原则穷尽犯罪化的正当事由,侮辱尸体罪不能通过这一立场得以辩护。基于新自然法理论的法律道德主义立场则主张,国家有责任通过刑法手段回应侮辱尸体的行为。要证立这一立场,关键在于通过建构“人类尊严”和“共同善”这两个核心概念,说明侮辱尸体行为的道德属性和国家强制干涉的正当性基础。人类尊严是一类重要的共同善,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则在于维护和促进共同善。侮辱尸体侵害人类尊严,因而是一种严重的公共道德不当,国家有责任通过刑法对这一类行为做出适当回应。因此,法律道德主义能为侮辱尸体行为的犯罪化提供最佳辩护。

简介：<正>一、科学主义与法学科学知识的来源是什么?长期以来西方存在两种不同的争论:一种争论以培根、洛克、贝克莱、休谟和穆勒的英国经验主义为代表,认为一切知识的最终源泉是观察,而另一种争论以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者为代表,认为知识的最终源泉是对清晰明确的观念的理智直觉。两种争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将科学知识的来

简介：标志性的刑事案件、民意压力以及政治势力的鼓动和支持共同构成了西方国家刑罚民粹主义的三级结构,也是其基本运作模式。刑罚民粹主义缺乏明确的核心价值、漠视真实的犯罪状况,在方法论上无法自圆其说;背离刑法的基本理念、造成刑事立法活动的工具化、犯罪政策的简单化,偏离犯罪治理的客观规律,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不过,它所蕴含的扩大立法共识基础、尊重民众在立法过程中的参与性等观念值得尊重。而其折射出的如何扩大民众在立法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平衡民意影响与立法精英化的关系更值得深入思索。

简介：

简介：<正>一、前言在日本行政法学中,"法治主义"概念被称为最重要的基本原理之一。例如,在日本国宪法下代表性的行政法教科书田中二郎的《行政法总论》(1957年)中,法治主义与民主主义、福祉国家、司法保障一同被列为现行行政法的基本原理之一(190页)。而且,近年来还出版了以将行政法描绘为法治主义的具体化作为标榜的行政法体系书如高田敏编著的《行政法——法治主义的具体化》(2001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治主义的内容只有一种定义方式,从行政实务和裁判判例来看,行政法学讨论的法治主义还未达到尘埃落定的事实依然存在。基于对法治主义的多方面特性所持的兴趣,笔者在1992年发表了以《法治主义的诸相》为题的论文,在1996年发表了以《法治主义的现状与课题》为题的论文。就法治主义而言,此种内在的检讨虽然必要但还不止于此。实际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