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提到北京政府的统治,模式化的评价便是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文化黑暗。然而,正是在北京政府统治的中期(1916-1921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各种学说、思潮竞相涌现,近代中国迎来了文化思想空前繁荣、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北京政府文化政策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那么北京政府的文化政策究竟是怎样的?它是否就是一块封建专制文化政策的铁板?是否有顺应潮流的因素,从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契机呢?为了控制思想意识形态,1912年袁世凯当政后就掀起了复古尊孔运动,妄图用儒家的四维八德禁锢人们的思想。1912年9月,袁世凯政府发布《崇孔伦常文》,提倡人们遵循儒家礼教,尊崇孔子。19
简介:<正>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董鸿扬研究员撰写的《东北人:关东文化》最近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是对文化研究的一种深化和拓展。该著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从中华共同文化与关东文化内在联系上揭示了关东文化的共同性与特殊性,从而丰富和深化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过去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其基本精神的成果颇多,但由于概括程度高,难于从微观层面上深入。近年来兴起的地域文化研究,把中华共同文化的研究推向了微观层次,更加精细化了。该书正是从中华共同地域性的视角,探讨了关东文化的特征。该书指出,“中华共同文化既有共同性或一般性,又有其地域的差别性与特殊内容。文化的地域性是中华共同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有机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在文化的统一性之中又具有多样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亚文化的版块。关东文化就是中华共同文化的亚文化。中华文化的共同性,即作为中华共同文化的基本文化精神、价值体系,制约着作为子系统的各个地域文化,把它们凝聚成一个整体,成为文化的整合机制。此外,中华共同文化还有地域的隔离机制在起作用。由于自然、社会、心理等隔离机制的作用,造成某一地域特有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