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感的关系问题,是文艺界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文艺的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创作必须自由,这是马克思主义所肯定并倡导的问题。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文艺的过程中,也历来重视创作自由。诚然,在一段时期里,尤其是“文革十”年中,艺术规律得不到遵循,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受到许多“左”的禁锢,创作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纠正了“左”的、包括文艺方面“左”的错误,进一步重申和倡导了创作自由。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重新强调了列宁的“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
简介:杨匡汉坚决主张本土化—但不是保守的而是开放的,是将他者包客进来,在异与变的碰撞中把本土一些相对稳定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观念重新解读,以形成当代表述形式并对全球化产生的“反冲击”。孟繁华认为传统的批评方法、基本概念、关键词语已被渐次废除,代之而起的是他者的概念群,构成丁当代文艺学发展的两难处境,但经过整合与重建,必有新成果涌现出来。金惠敏认为“回到主体”的对话,其意义仅在于使对话在预设的原始主体的前提上成为可能、而绝不是说在对话中虽身经百战而毫发未损的自我确认。“如果全球化是一种进攻型的帝国主义,那么在狭隘民族主义意识中徘徊的则是防御型的帝国主义”。李Jun平认为,“本土化”不如“本土性”确切,因为前者试图“化”一切而显出霸气而后者只是提醒别忘记本土特点因而显得平和一些。“全球化背景”对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问题意味着既要从Universal(世界的、普遍的)角度,也要从Manifold(多样的)或Varied-dimension(多维的)角度,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考虑进去。王钦峰尝试从后现代主义角度解构“本土”,认为“本土化”的号召力是以民族文化的过去为基础的,其情感成份多而理性成分少,它可能把国家或民族推到固步自封的老路上去。林衡勋认为,现当代中国学者文论著作虽多,但大都采用“西方文论在中国”而不是“中国文论在世界”的方式。张喜洋通过解析奈保尔个案,指出,“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文化上的全球性事件,实质是要求多种多样的“本土”文化去参予。杨Yang告诚人们注意“本土化”口号背后可能潜藏的极端民族主义。蒋淑娴强调以世界眼光、本土意识重建当代文论,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一味消解。殷鉴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欧化”实际�
简介:透过经学诠释学的视域,儒家以“思无邪”为中心的《诗》教观,是历代儒士在《诗》之为“义之府”的前理解中,对《诗》教意义在此时当下的筹划、构建及修正。作为第一位自觉的《诗》学诠释者,孔子断章取义,引《诗》论《诗》,以“思无邪”本文的字面意义对《诗》教的意义予以概括性的规定;《毛诗序》则将“思无邪”的整体意义规定为一种政教类型,视《诗》本文为一个内在一致的统一体,以“美刺”言诗,形成从整体到部分融贯一致的封闭的诠释循环系统:朱熹则以对本文实际真理的肯定修正“美刺说”.并在“劝善戒恶”的层面,重新构建了“思无邪”之“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的去邪归正的《诗》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