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西方文化是物质之实体系统,重于实存的解剖分析;中国文化是心性之功能系统,重于德性仁心之虚灵性。中西文化之异辙异途,皆源于根系之大别,与流向之不同。欲厘定中西文化形态之异,必须沉落到其深层源头发生之处,看其如何在求生活动中,怎样处理种种求生关系。人在世界中只有三种关系: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在一个民族或社会中,三种关系不能齐头并进,只能据一而兼二(这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显示了首出者之必然与神圣。据于物者,其兼性必本乎物(西方:化事为物);据于人者,其兼性必本乎人(中土:化物为事)。前者,属物之实体性文化,主于"买—卖"关系,遵奉因果律,严依数学·逻辑之精密计算与推演,达乎逻辑体系,成就了西方之科学、哲学与艺术,故有宇宙论、本体论等等之揽物弃性之诸多名目术语出场;后者,属心性道德功能性文化,主于中和关系,遵奉仁义道德律,严依"天人合一"中心性聚汇的生命空间之功能去组织、言说心性世界的活动与程序(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达乎纲目之网状形态,成就了中土文化的道德与艺术,故只有乾坤(阴阳)说、仁义说、纲目说、体用说等等之统摄心性而弃物性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只讲一个大道理的术语之产生。以上二者即是中西文化之本色本义。中西于文化的巅峰领域里,各有其突创性的成就与杰出的开拓者。故在研究《太极图说》中,有人说,中国的周敦颐,就是西方之康德,康德以先验理性超乎经验理性之上,成为西方哲学的巅峰;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之无极功能性(阴阳恒转)超乎一切粘上感性—物性的拖累、沉滞概念,成为儒道合璧的高峰。本文侧重于追溯、论述中国文化在发生源头上之特征,其"入头处",即是"天人合一"中之生命聚汇空间及其虚灵之体用论,而贯串其间的运转主轴即是中国文化
简介: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在于欧洲的思想文化传统,而近代欧洲文化有四个主流传统:基督教的传统、形而上学的传统、人文主义的传统和科学(主义)的传统。这四个传统尽管从现象上看各不相同,但都蕴含着“本体论”的思想内核。这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扬弃了欧洲文化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并对这种传统造成了一种高度的超越,从而构建了一个崭新的、革命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
简介:在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对于客体的对象意识和对于主体的自我意识往往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并且通常是通过小生产者的感受、感觉、体验等非理性的东西表现出来,它还没有经过主体的思维整合、系统化,上升为主体的自觉意识。小生产者的思维方式,则是小生产者对其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认知心理结构和价值体系结构进行具体的动态思维操作、思维整合收敛而成的理性认识方式系统,是小生产者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活动过程中长期积淀而成的。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小生产者思维方式的发生、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小生产者借助于主体的思维操作和整合机制,使其文化心理结构中非理性的东西理性化、不系统的东西系统化、原逻辑的东西逻辑化、潜意识的东西意识化的过程。下面,我们具体剖析小生产者思维方式的特点。
简介: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界围绕习近平提出的文化自信以及由此形成的“四个自信”进行了大量有益研究。然而,在一些关于“四个自信”的研究中,依然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长期未能消除的“党八股”“形式主义”“标签化、空泛化”现象。切实把握文化自信乃至“四个自信”的思想真谛,需要厘清几个基本问题:其一,“四个自信”的形成过程,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习近平“四个自信”思想的逻辑演进;其二,文化自信的内涵,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文化自信同文化自觉的关系;其三,文化自信同“三个自信”的关系及其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四个自信”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乃至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