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首要职责，需借助于控辩双方提交到法庭的证据，做到兼听则明。实证研究表明，法官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持着既怀疑又支持的矛盾态度，这使得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价值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受到折损。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考察，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有效性缺失，在于其与刑事司法制度整体价值发生疏离，而且与国家权力体系没有形成制度性认同机制。为使裁判者真正获得来自辩护方的证据，需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建设方面共同改进。

简介：刑事和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并得到法律界的广泛认可，但“赔钱减刑”的错觉及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影响了刑事和解的社会效果。重庆市武隆县检察院公诉环节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实践为突破困境提供了素材，是树立现代司法理念、明确结案方式、完善立法依据、建立跟踪监督机制等刑事和解对策的有益探索。

简介：为检验轻刑化的趋势和犯罪态势之间的关系，应当准确把握j巳罪态势的内部构造。当前数据显示犯罪态势的特点是犯罪率有明显的增长，犯罪率的增长主要体现在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过失犯罪等犯罪呈上升的趋势，但是同时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等严重犯罪呈下降趋势、重刑率和监禁刑率也呈下降趋势，总刑罚量得到适度控制，这意味着轻刑化的趋势与犯罪态势是内在平衡的。

简介：刑事和解在于综合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互为依托而共同治理犯罪，加害人有进行赔偿并争取谅解的权利，被害人有获得赔偿和进行谅解的权利，司法机关掌握刑事和解的最终处分权。刑事和解有限性在于，犯罪客体框定了刑事和解的边界，刑事责任为保障民事救济让步有限，民事责任填补功能，以及惩罚与预防犯罪的功能均有限，刑事和解应保持惩罚与预防总量的平衡。刑事和解是“民事合意”与“刑罚减轻”间的协调，其中民事合意在范围、内容以及赔偿上均有自身的限度；刑罚减轻有自身的规则，但受到刑事和解有限性的严格拘束。

简介：

简介：<正>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的机制,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

简介：<正>不断深化对综合治理工作的认识,强化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观念党中央把综合治理工作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摆到了全党面前。工作实践使我们体会到,要真正把综合治理工作纳入检察机关的重要议程,摆上检察工作的重要位置,关键在于不断深化对综合治理重要性的认识,强化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观念。

简介：通过梳理刑法中潜藏的再次犯罪评价体系以及毒品再犯的价值属性可以发现，有关司法解释中的毒品再犯规定违反了再犯制度设立的初衷，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也干扰了既存的再次犯罪评价体系的逻辑平衡，更反映出司法解释对毒品再犯的功能性误读。毒品再犯的规定，只是为了填补“刑罚执行完毕5年之后”这一累犯制度留下的评价空白，而不能将其适用范围前置到判决宣告之时，为此需要对“被判过刑”进行重新解释，并且应当禁止“累犯加重”或者“再犯加重”的做法。

简介：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判例极大地丰富了研究信息披露型证券犯罪的构成要素与抗辩事由的广度与深度。概括认识证券欺诈行为偏离从业制度的规范性要求即属于犯罪故意。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或隐瞒的信息只有在达到重要性标准时才构成证券犯罪。证券投资者即使未依靠误导性陈述进行投资决策，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或隐瞒信息仍属于证券欺诈。信息披露型证券犯罪常见的辩护事由包括犯罪故意抗辩、相关性抗辩、重要性抗辩等。

简介：被害人过错是侵犯人身权利命案中的重要酌定情节。由于刑法二元结构模式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十分有必要将犯罪人与国家的刑法二元结构模式转换到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的刑法三元结构模式。应当明确界定被害人过错的范畴;被害人过错的标准,包括主体专属性、时间确定性、行为过错性、作用因果性、程度明显性;规范被害人过错的认定,保证和放宽适用的前提、扩大和规范适用的影响、完善和改进适用的依据。

简介：<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已成为我们的共识。科技人员作为先进科学技术的发明者和推动者,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当前,在科技体制改革以及科技人员在开拓技术市场的活动中,出现了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如科技成果的盗卖、非法转让

简介：犯罪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表现之一,犯罪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业",政府在进行公共决策时无法对它视而不见,也就是说,犯罪问题是影响公共决策的因素之一.表现之二,在诸多犯罪相关因素当中,公共政策是一个最为活跃而重要的变量.因此,一个必然性结论是:适当的公共决策就是最好的解决犯罪问题之道.本文表达了作者对犯罪及其控制的深入反思和基本观点.

简介：对非身份者认定为受贿罪共犯，既要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也要符合“两高”《意见》的规定。“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共犯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必须有共同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