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警察通常需要承担刑事执法和行政管理两项职责，警察在履行上述两项职责的过程中都可能面对各种紧急情况。在应对紧急情况的过程中，警察可以行使紧急权力，警察的紧急权与公民的宪法权利密切相关，因此，对于警察紧急权的考察，不可避免地涉及宪法与紧急权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对宪法与紧急状态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基于美国学者对宪法与紧急权的研究，可以认识到宪法与紧急权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美国法院对于警察紧急权问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并将警察紧急权区分为刑事执法紧急权与行政管理紧急权。美国法院已经对警察的刑事执法紧急权形成了较为科学地认识，不过，对于警察的行政管理紧急权的性质和运作原则，仍然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

简介：在刑法典中统一规定金融犯罪是妥当的。对于金融犯罪常见的采用列举的方式进行规定为叙明罪状，难免有疏漏之处。金融犯罪的法定刑幅度全部采用相对法定刑，符合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要求，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金融犯罪中的单位犯罪存在着立法思想混乱的问题。我国金融犯罪的客观方面应多采用混合情节犯以及堵截式规定。有些金融犯罪立法应当明确为目的犯。金融犯罪构成形态的立法设计不宜首选行为犯，而应根据具体犯罪危害的大小、中国社会的容量等因素出发选择行为犯或结果犯。

简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和理论界，将罪与非罪界定一般标准的犯罪构成从目前平面型、闭合式结构转化为层层推进构造的做法是可取的，但在具体架构上将违法性评价和有责性评价各自作为独立的一层又过于激进，不太容易被接受。恰当的做法是对犯罪构成四方面要件的有机结合这一通说观点予以肯定，同时对其进行新的解读。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肯定其是符合四个方面要件的前提下，再进入四要件结合是否具有“有机性”的判断阶层。期待可能性和社会的相当性就是“有机性”判断的具体标准，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和具有社会的相当性就否定了四方面要件结合的“有机性”，进而否定了犯罪；如果具有期待可能性且不具有社会的相当性，当然可以肯定“有机性”的存在，进而肯定犯罪的成立。那么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是四个要件结合的行为，但是经过“有机性阶层”的判断，因为其是社会相当的行为，不具有“有机性”，因而它不符合犯罪构成，进而阻却犯罪。

简介：要治理好西部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从刑法对策角度出发．在罪与非罪的界定原则方面，应坚持差异性原则、有限制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方面．刑事制裁的对象顺序应为个人—单位；立法未对环境犯罪规定死刑是妥当的，立法取消无期徒刑值得讨论．应充分发挥财产刑的惩罚与补偿作用；在非刑罚处理措施方面，应重视环境犯罪的非刑罚制裁方法。

简介：“同案不同判”、“同事不同判”问题是当下社会关注的焦点。为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保障司法公正，维护法制统一，2010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检察机关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一种创新的制度，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为完善检察案例制度建设，本文针对当前检察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的问题，从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原则、操作程序、适用方法、废止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求更好地发挥案件指导作用，保障司法公正，维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

简介：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不同的发展时期对刑法有着不同的要求。中国如入WTO，使人们感受到检讨和变革传统刑法观念的迫切性。强化人权保障，提倡刑法的谦抑主义，平等保护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破除重刑主义的神话，树立程序公正的理念，倡导刑法的人文关怀，应是现代刑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刑法观念重构的主要内容。

简介：仅仅研究犯罪预防的具体措施是不够的，必须从总体上构建犯罪预防体系。科学的犯罪预防体系应当具备超前性、对应性和复合性三个支点。超前性从总体上影响犯罪预防的整体思路；对应性直接针对犯罪产生的原因，对症下药；复合性确保参与犯罪预防的主体、各类预防措施有机地纳入统一的整体之中。三个支点缺一不可。

简介：刑法修正案（八）将构成特殊累犯的犯罪类型从一种增加为三种，基于特殊累犯的构成特征，特殊累犯的组合由一种增加为九种。而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性、涉案人民众多性决定了构成特殊累犯的人数将大量增加。在特殊累犯构成基数的猛增和累犯从重处罚刑事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刑法将呈现出向重刑化发展的趋势。为了避免重刑化的出现，应当从前后罪的性质、构成主体、司法处理三个方面进行理性限定。

简介：刑事法治建设中的刑法理念超越刑事立法、刑法解释技术和刑法规范文本占据着更高的位置，具有根本性的引领作用。刑法理念引领、统摄刑事立法、刑法解释和刑事司法，但其作用场域不应包括刑事政策领域，其根本和关键在于坚持形式与实质统一的罪刑法定原则基础上的罪刑法定理念。罪刑法定既是一个原则，更是一种理念，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等于罪刑法定理念的树立和恪守。罪刑法定的核心归结为一点即是通过强调限制国家刑罚权即立法者的制刑权和司法者的求刑权、量刑权以实现对被告人人权的保障，审视“两点论”与“一点论”的争议，“一点论”更可取。单单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并不能消解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文字困境”，需要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人道主义理念的补足和调济，即在刑事立法上需要由重刑主义、功利主义、万能主义刑法立场向表征人道主义、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宽缓化刑法立场转变，在司法上需要恪守和践行国家刑权力的克制、宽容和谨慎，在刑法解释中需要贯注和坚守人道主义。基于宪法与刑法之间母法与子法、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分析，刑法突破自身“视限”寻求正当性的更高指向和衡量标准应当是合宪性。“风险社会”理论无法为“风险刑法”提供理论支撑，二者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结。“敌人刑法”在本质上与“风险刑法”有契合之处和内在共通性，二者都强调刑法介入早期化、法益保护前置化，实际上都是对刑法威慑恐吓效应特别是积极的一般预防机能的重视和强调，凸显注重以行为人为基础的社会防卫理念的抬头，实质上都对以行为为基础、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理念提出了挑战，蕴藏着不可控制的隐性法治风险和人权保障风险。基于刑�

简介：在判断单位中自然人的行为是构成自然人犯罪还是构成单位犯罪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自然人意志是否上升为了单位意志，当单位犯意存在时，才能肯定单位犯罪的成立。对单位犯意的探索，应始终围绕着“单位成员对单位活动性质相对独立的决策权”这一主线，只有合法地行使该权力做出的决定，才能上升为单位的犯意。具体而言，单位犯意的形成形式可以分为如下两种：（1）经对单位活动性质有相对独立决策权的部门或个人在权限范围内决定，是否具有该权力及其权限范围以具体的职能划分为判断标准；（2）单位成员经对单位活动性质有相对独立决策权的部门或个人同意做出的决定。

简介：

简介：共罚的事后行为并非当然的“不罚”，而是与前行为一道进行了“共罚”。共罚的事后行为是包括的一罪。在刑法对前行为不能评价之时，如果事后行为的诉讼时效尚未届满，则对事后行为可以进行评价。共罚的事后行为只能存在于状态犯中，即成犯和继续犯无其存在的空间。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前行为之后具备了刑事责任能力，如果实施事后行为，可能属于共罚的事后行为。行为人仅参与事后行为，主行为人的事后行为属于共罚的事后行为，但行为人仍可就事后行为之罪，成立共同正犯、帮助犯或教唆犯。本犯教唆他人实施事后行为的，也可能成立共罚的事后行为。

简介：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刑法学界围绕犯罪构成理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然而这种争论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因为这种争论脱离了中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实际。尽管学者们坚称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的必须具备的条件，但学者所论的犯罪构成与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为了使理论上的犯罪构成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作者试图以我国刑法的明文规定为依据，分析犯罪构成的要件。限于篇幅，本文仅就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件进行系统地分析，以弥补刑法理论在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研究中脱离刑法文本的缺陷。文中论证了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是由前置条件、行为、入罪条件三大要素构成的，并对这三大要素进行了深入研究。这种研究，有利于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有利于把犯罪构成理论与刑事司法中的定罪依据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指导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

简介：“严打”作为我国的一项刑事政策，在宏观上与刑法是灵魂与肉体的抽象关系；微观上，“严打”是刑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体现；“严打”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严打”与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严打”是现代刑罚理念的应有之义。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突出强调“严打”方针中的“依法”要素。只有提倡并贯彻“依法严打”，才能充分实现上述的“严打”所蕴涵的刑法精神和价值。

简介：死刑民意实证调查显示，废除非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公众认同和民意基础；在应否用终身刑（无提前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作为死刑代替措施的态度上，尚存在民意与理性的悖论；错案的可能存在可作为引导死刑民意的突破口。

简介：对中国刑事和解的功能尚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以刑事案件“私了”这一中国本土问题之解决为分析起点，可以发现，中国刑事和解有其独特功能，它不仅有扬弃“私了”这一本土法治资源利弊的潜能，而且有沟通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以助益刑事法治建设、增强国家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大价值。

简介：在行权理论的基础上建构内幕交易罪行权模型，能够针对内幕交易犯罪行为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运用动态数据深入分析犯罪行为的内部构造。犯罪经济学行权模型更加契合内幕信息持有人理性选择与犯罪收益最大化的实用性前提设置。明确对内幕交易罪净收益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辨识其正负作用，能从权衡经济利益的角度完善证券交易与监管规则，有效控制内幕交易罪。

简介：<正>在我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决定了我国的人权和人权保护是人民当家做主,公民享有广泛权利,国家从政治、经济、社会、司法等广阔领域提供人权保护这一基本内容。其中对人权的司法保护,是国家运用司法手段对人权进行的保护,是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承担

简介：＂囚徒困境＂描述的是共同犯罪人犯罪后选择坦白与否的博弈。共同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是否选择中止犯罪行为也完全可以用博弈论来加以分析。共同犯罪中止博弈分析的假设前提包括理性人假设和偏好假设,必备要素包括局中人、信息、策略组合和支付。用博弈论来检视共犯中止的五种理论,即整体中止论、个别中止论、区别对待论、切断因果关系论以及既遂原因力消除论,不难发现,既遂原因力消除论是认定共犯中止最具前景的理论,刑法在将来的修订中可据此作出共犯中止的相应规定。

简介：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公检法三家的分工更加明确和具体，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许多管辖权异议，但笔者对重婚案件的管辖尚存疑惑，愿与大家共同商榷。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５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