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借助符号学的推动,“身体”以其社会建构的身体观与诸多领域相关涉而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关键词,反之,“符号”也因其对身体的建构而后来居上,成为社会批判、权力诊断、文化分析的基本要素.然而,“身体”在借“符号”而“显”的同时又构成了“隐”的困境,即符号建构中的身体是一个沉默的、无声息的身体;在符号学的话语实践上,这一困境表现为话语决定论中的“能动性难题”.女性主义者巴特勒试图以其“操演”理论在话语符号系统内部解决福柯、拉康等社会建构论者理论中的能动性难题,但其最终所提供的策略——“作为被排除之物的身体的破坏性回归”,又构成了其身体建构论立场的反对项,这一悖谬或许促使我们超越西方的文化、哲学语境中重新思考身体的肉体性.
简介:<正>让我这个修辞学的门外汉来从修辞学的角度写文章,真不敢动笔。今天,我只得就我自己写的几首水平不高的诗,来谈谈我是怎样写、又是怎样改的一些具体问题。去年五月的一个清晨,我在园子里散步,看到一些常绿树正纷纷地落着黄叶,而树冠上的新叶已是那样的葱翠可爱了。这时我忽然联想到我们人类也有个新老交替的问题。散步后回到家里我就写了一首《咏
简介:<正>一个好的刊物,既可以推动学术事业,更可以培植学术队伍。特别是,对于青年人来说,好的刊物就是好的导师。我想起《中国语文》。我给《中国语文》投稿,开始于1956年。当时,刚大学毕业,是个21岁的青年。《中国语文》1957年8日号发表我的小文章《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我固然为文章的发表而高兴,但更高兴的却是编辑部对文章的删节压缩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使我悟出了写文章、改文章的一些道道。从此,我经常从“悟道道”的角度学习《中国语文》上发表的各位学者的文章。哪怕是很小的文章,也要探测一番:文章的优点在哪里?作者是怎么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又是怎么安排论点和组织材料的?我总以为,《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体现了《中国语文》的严谨的学风和凝炼的文风,只要认真学习,定能有所前进。凡是《中国语文》对我的文章所提的意见,我从来都是极其认真地对待的。有这么一件事:1965年7月,我给《中国语文》寄了一篇《关于独词句充当分句》,这是一篇不到两千字的短文。几个月后,编辑部寄还这篇短文,并附了一信。信的全文如下:×××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