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故乡》：一场“归乡”模式下的知识分子精神之旅——《故乡》文本解读

再读《故乡》：一场“归乡”模式下的知识分子精神之旅——《故乡》文本解读

王佳鹏

深圳市龙华区行知中学    518110

摘要：通过对作品的反复研读，笔者认为，鲁迅小说《故乡》的主题或可被定义为：一场失败的返乡之旅，使主人公对故乡的情感从思念变为幻灭的过程中所生发的隔膜与希望。本文将从“故乡”的文化意蕴解构、“故乡”中的隔膜与希望以及“故乡”背后的现代性启示三个方面来解读文本，力求为教学提供适当借鉴。

关键词：故乡文化意蕴隔膜现代性

1921年，鲁迅发表了一篇名为《故乡》的短篇小说。作品以“我”回故乡的行程为线索，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我”返乡后的所见所感。小说依据“离去—归来—离去”这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经典的“归乡”模式展开叙事，运用细腻的笔触塑造出闰土、杨二嫂等经典的人物形象，反映出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经济衰败、凋敝，农民生活苦不堪言的社会现实。作者将“我”对故乡的美好记忆与横亘在眼前的“凋敝”“萧索”进行对比，隐喻着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小说《故乡》中折射出的乡愁，也是鲁迅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的自然流露。

一、“故乡”意象的文化意蕴解构

“故乡”作为文学世界中一个常见的审美意象，寄寓着文人骚客内心最美好、最真实的情感，乡愁也成为许多文学作品得以问世的精神动力和创作源泉。身为游子的鲁迅也在他的文字世界里构造了自己记忆和理想中的“故乡”：S城、鲁镇、咸亨酒店等一系列带有江南色彩与浙江文化意味的文学地标，就是他通过想象运用文字构造出来的精神家园。但是，随着《故乡》问世，鲁迅打破了“故乡”留在读者心中的完好印象，他将小说中对于人物、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的消解全部客观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不惜以“深冬、阴晦、冷风、苍黄、萧索和悲凉”这六个词语引导人们重新审视“故乡”，又最终以“我”的离去解构了“故乡”意象的生命底蕴和文化力量。

鲁迅在《故乡》中主要塑造了以“我”“闰土”“杨二嫂”为代表的三类人物形象，“我”代表着为了生计而外出谋食的“辛苦展转”的知识分子；“闰土”代表着当时被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景况折磨得像一个木偶人的“辛苦麻木”的底层农民；“杨二嫂”代表着那些贪小便宜、虚伪自私、尖酸刻薄、“辛苦恣睢”的市侩人群。如果说鲁迅对于“闰土”的态度还有“哀其不幸”，那么对于“杨二嫂”之流，便只剩下“怒其不争”了。作者也以他们的前后变化证明，在旧文化统治下的“故乡”已丧失了人与人之间最为宝贵的温情，只余下精神世界的荒芜，让人慨叹故乡人的冷漠与可怜。

鲁迅笔下的故乡，经济萧条、民生凋敝，人情淡漠，成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现状的一个缩影。鲁迅将中国人传统精神世界中的“故乡情怀”，演绎成了一个荒凉、破败的艺术画面，引起读者对于“故乡”意象的深刻反思，用以唤发社会理性，引起大众对内蕴在中华民族生命意识中的传统“故乡”文化的解构和重塑。

二、“故乡”中的隔膜与希望

笔者认为，鲁迅在《故乡》中主要呈现了三种隔膜：“我”与环境的隔膜，“我”与人物的隔膜，“我”与文化的隔膜。

（一）“我”与环境的隔膜

小说以“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2000余里，别了20余年的故乡去。”开篇，从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两个方面交代了“我”与“故乡”的现实关系，现实中的故乡环境让“我”大失所望，心生悲凉。在归乡途中，“我”冒着严寒，行程不易，时空的距离已然在心理空间上造成了“我”对故乡的隔膜。再见故乡，“我”已无法像自己所期待的那样“满怀欣喜”，反而是倍感无奈。可见，时空的阻隔让“我”与故乡之间存在着一层无形的“厚障壁”。

（二）“我”与人物的隔膜

小说呈现出许多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其中最明显的便是“我”与闰土之间的隔膜。在“我”的记忆中，少年时期的“我”与闰土亲密无间，哥弟相称，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但是，这个停留在鲁迅记忆之中的“少年英雄”在命运的摧残之下，变成了一个挣扎于生存的温饱线上的“中年农民”。在与年少挚友重逢之时，麻木的闰土分明地叫的那一声象征着奴性的“老爷”，就像是一道无形的高墙，完全隔绝了二人的精神世界。

此外，小说还重点描述了“我”与杨二嫂之间的隔膜。首先，是记忆上的隔膜。成年后的“我”已经对杨二嫂毫无印象，而杨二嫂却坚称“我还抱过你咧！”；其次，是经济上的隔膜。“我”本在北京谋食，不甚如意，但在杨二嫂眼里，“我”却是一个放了道台、娶了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大轿的“大人物”，并以此为由，理直气壮地来“我”家中占尽便宜。面对她的嘲笑、鄙夷、谩骂和公然抢劫，“我”都只有闭了口，默默地站着。

此时，“我”与故乡中的人虽然近在咫尺，却似远在天涯，“我”难以从这些人身上寻找到自我身份的认同，只能独自面对彼此之间的隔膜与陌生。

（三）“我”与文化的隔膜

小说中的“我”，既是“故乡”故事的参与者，又是“故乡”故事的叙述者。“我”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对“故乡”二十余年的人事变迁进行审视，何尝不是“我”向“故乡”寻求身份认同失败的一种体现。小说创作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大背景下，在那个社会、文化和思想都发生剧变的特殊时期，寓居都市的知识分子试图向乡土文化之中寻求自身的精神归宿，鲁迅也是如此。但他在阔别故乡多年之后，再难对故乡文化产生心理认同，在“我”的眼里，故乡文化孕育出的闰土成了木偶人，杨二嫂成了圆规，“我”甚至难以区分他们是人还是工具，可见“我”与故乡旧文化之间存在的严重隔膜，让“我”对故乡感到绝望，并最终决定再次离去。

（四）绝望中孕育的希望

小说最后谈到了“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鲁迅清楚地知道，“我”与闰土之间的悲剧是当时社会和历史合力的结果。所以“我”只能寄希望于未来，人民群众通过抗争，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创造新生活，让我们的后辈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新社会。

三、“故乡”背后的现代性启示

《故乡》围绕“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三个主要情节展开叙事，在艺术手法上，运用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归乡叙事”模式。我们认为，这种叙述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鲁迅作为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

封建时代的乡村秩序是相对稳定的。那时的乡村受到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士绅阶层统治和儒家伦理的共同影响，在对城市的人才供给方面始终保持着“造血”与“回血”的平衡。但到了近现代，社会的动乱，农村经济的破产，导致大量人口从乡村流入城市，加速了乡村的凋敝与枯竭。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成为历史的必然，但由此也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鲁迅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现象，并在作品中恰当地展现出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如何面对正在沦陷的“故乡”。

四、结语

《故乡》是鲁迅的一篇“归乡”模式的小说，在“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情节叙述中，暗藏了鲁迅作为一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认知的心路历程。小说中“我”与“故乡”的隔膜是时代的悲剧，“我”对故乡的情感经历了从思念到幻灭的过程。但鲁迅并没有拘泥于狭隘的个人视角，让悲剧色彩笼罩全篇，而是以一个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身份，以“局外人”的立场审视“故乡”二十多年来的人事变迁，并对其进行深刻反思，又在结尾处预设宏儿和水生长大后的情境，为小说注入新的活力，让作品在绝望之中焕发出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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