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诠释学观点考察汉代新经学的建立和性格特征,可以证知,董仲舒《着秋繁露》新儒学哲学、人学体系的建立,是汉代新经学得以成立并成为汉代政治、伦理、道德、学术之全面指导思想的关键。董仲舒所以成功,除了政治和时代的风云际会,实有赖于其抓住了“人”这个根本,喊出了“人为贵”的响亮口号,并成功地完成了对先秦诸家学说的综合创新。
简介:<正>《周易》作为中国古老的哲学著作,涵育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学术,同时也从思维的深层影响着现代世界哲学与社会的发展。《周易》之所以对中国乃至世界具有如此神奇的魅力,在于它本身蕴含着的“动”的思辨和“变”的真理。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都可以从这古老的哲学著作中寻求解释、寻找智慧、寻找到达彼岸的道路。《周易》把世界上千变万化、复杂纷纭的事物抽象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故《系辞》称“一阴一阳之谓道”同时,《易》伴随“阴”“阳”而产生的“动”“变”又寓于时位(时间和空间)的变通中。《周易》昭示于人们的,要“变通趣时”亦即说这种变动又要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乃指在时空交变之中,既要执常御变,又要御变求常,这便成为管理之学的不二法门。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又有自身的历史过程。当它发展到
简介:孔学的一个基本思想原则是“损益”,对传统思想的“损益”,是为了宗法等级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损益”思想原则对我国封建社会有极大影响。孟子、荀子损益孔子思想,发展了儒学,董仲舒适应封建大一统的客观需要,对孔学损益而非改铸。宋明理学仍是传统儒学的损益,它在理论上增益新的内容,却减少了民主性的精华。“损益”原则的长期发展,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特点。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儒学的损益,有维护旧制度,又作某些改良的总倾向。封建后期,儒学虽在思辨方面对中国哲学发展有巨大影响,但某些进步因素和民主性精华已丧失。直到五四运动,才彻底反对宗法制度,完全摆脱孔学“损益”观的束缚。但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力量异常强大,至今仍有反封建思想的艰巨任务。由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已不存在,儒学失去了依据,不能再予“损益”,今日再提倡新儒学也是行不通的。对于历史上的孔学“损益”原则,要科学地、历史地分析;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它同真正的变革是不相容的。
简介:如果说在西方哲学中,以福柯为代表的系谱学理论乃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物的话,那么在中国哲学中,该理论早就似曾相识地体现在其古老的周易史观之中。所不同的是,由于向身体、两性以及两性结合的家族的彻底回归,这不仅使周易史观深得系谱学所固有的“家系学”的精髓,而且也使周易史观在以家的分析为历史的分析的原型的同时,以生命本身的对话为归,既坚持历史的结构又坚持历史的建构,从根本上消解了历史理论中所难以克服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同一与差异、常与变等二元对立。因此,严格地讲,不是福柯的历史哲学而是中国古老的周易史观才能使我们真正告别历史哲学中独白式的思维模式,才意味着一种名副其实的系谱学的历史方法论的真正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