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历史现象,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过程;它的不同理论主张潜藏着不同的功用目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会出现诸如民族国家与全球政治、国家公民与全球公民、全球化与地方化或区域化、文化趋同与文化异质等悖论问题.无论全球化的前途和命运如何,族群社会及其文化都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迁.

简介：

简介：尽管“民族认同”已成为学术界不断泛化的话题,但是,关于何谓“民族认同”还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原生论(根基论)固守民族认同乃血缘认同,还是工具论(环境论)坚持民族认同是地域认同；无论是主张从内涵到边缘的研究理路,还是坚持从边缘到内涵的研究取向,客观民族主义与主观民族主义似乎并不完全对立.那么,如何对待民族认同问题?或许理想的途径是既要从民族认同的源来探求内涵,又要重视民族认同的流,去辨析含义.为此,考察“民族认同”的源与流及其认同变迁,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简介：民族问题是民族政策的根基与前提,民族政策应随民族社会问题的演进而发展。立足现实民族问题,推进理论创新,加快政策转型,是目前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与根本出路。只有牢固树立、认真贯彻发展型民族政策理念,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和谐发展,才能实现民族社会的永久和平与稳定。

简介：湘西边墙在明代所扮演的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明初至中叶,湘西苗民因反抗里甲赋役和土司压迫而经常影响到周边地区秩序,因此边墙修筑的主要目的在于防御苗民起义;明中叶以后,湘西社会变化巨大,主要表现为大量流民进入山区并越过边墙从事垦殖活动,边墙也随之由军事防御建筑向经济扩张基地的角色转换。边墙作为一定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产物,应当从它存在的社会变迁角度来动态地理解其所具有的意义。

简介：“那达慕”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从公元10世纪北方游牧民族开始孕育起源,到元朝形成定制,明清时期平稳发展,建国后开始快速繁荣,千年发展变迁进程呈现出很多特点,发掘好其文化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介：文章对近代以前岭南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交通路线的分布变化及其背景和影响进行了论述和分析。文章认为，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过岭交通的变迁也可分为两个阶段。唐以前的过岭交通以越城岭路和萌渚岭路为主，广西东部地区发展较快；唐以后大庾岭路和闽粤交通迅速崛起，广东的发展速度开始超过广西

简介：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和八旗制度的逐渐衰落，八旗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发生了巨变，八旗失去了往日的稳定与辉煌，八旗社会也因此出现了种种变化。八旗上层政治上的软弱无能，官场上的贪渎营私，生活上的腐化非为，以及八旗下层由于八旗生计而引发的种种混乱，成为近代八旗社会的主要特征。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了论析，同时对这个时期八旗在抗击外敌中的英勇表现，也给予了阐述。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治”成为基本治国理念，诉讼文化逐渐向“励讼”转型。国家精英鼓励民众将纠纷交由司法机关解决，不仅努力树立“诉讼”在纠纷解决机制中至高无上的排他性权威，还将“诉讼”与“权利意识”相联系，参与诉讼是权利意识高的表现。一在”法治”的治理理念和“励讼”的价值取向作用下，社会舆论和诉讼制度也发生转变。在普法运动中,国家精英一方面将法律武器交给民众，另一方面努力使民众懂得并敢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权。王海现象和一元钱官司在媒体上被赋予崇高的社会意义，法制栏目也结合日常生活中的纠纷来指导民众该如何打官司，破除民众的传统诉讼观念。诉讼制度方面，在“司法为民”“诉讼使民”观念的引导下，中国的诉讼制度不断便民化、便利化，努力使诉讼成为民众可便利接触的权利救济途径。“励讼”的诉讼文化以及“励讼”强度的变迁为人们提供了理解诉讼率变迁的新思路，“励讼”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

简介：旅游活动的本质是一种综合的审美活动。从传统自然山水审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旅游审美文化经历了四个重要发展阶段：＂比德＂旅游审美观、＂逍遥＂旅游审美观、＂畅神＂旅游审美观、＂审美愉悦＂旅游审美观。从《诗经》到魏晋兴起的山水诗,可以透视出中国传统旅游审美文化与审美心理的变迁。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的旅游审美观念,当代旅游审美活动逐渐趋于世俗化、符号化,而当代旅游审美观在某种程度上的异化,促进了旅游审美观的回归与勃兴——生态旅游审美。

简介：在习俗多元化的现实社会,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习俗规则是制约市场运行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习俗对一个地区的投资、贸易、需求、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正式制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通过理性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引导民族地区推进习俗变革,营造有利于市场运行和经济增长的文化环境,是缩小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提升当地民众的权利实现能力的重要途径。

简介：生境影响着一个族群的文化类型,居住在坝区和山地的民族因此具有了相应的文化体系和身份标识。作为生境适应的主要表现,生计方式的选择直接反映着族群对于文化建构的能动性,土卡河村傣族从坝区迁徙到山地的生计变迁和文化模式形成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在迁徙后,传统的捕鱼生计在文化调适中得到延续,在橡胶种植之前的数十年中,他们依然保持着坝区渔民的文化特征,并与周边山地民族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生境的变迁,土卡河村傣族将种植橡胶作为经济行为的主导,以耕种为主的山地民族文化也逐渐出现在其文化体系中,这一文化体系兼具＂渔民＂与＂耕农＂的身份特色。可见,在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期,族群的能动性——而非地理生态环境,成为文化模式延续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简介：本文分析了促使乌鲁木齐市民族社区居住格局变迁的几个主要因素。详细分析了经济转型、国家政策、技术变革、政府和企业行为等因素对城市传统民族社区居住格局变迁所起的作用。建议在城市改建中应避免追求以市场和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城市规划设计理念,而应以人为本,打造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宜居的现代社区。

简介：以六巷花蓝瑶社区为田野点,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来探究作为大传统文化代表的国家权力,在乡土民族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调查发现,国家权力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上始终是最重要的政治性、经济性动力,地方族群文化在被纳入全国化、全球化过程中,受国家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影响最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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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关于藏族族源的问题,前人曾作过一些探索,但诸家论说并多存疑,尚未得出大家公认的结论。而对青海省境内的藏族来源问题,虽闻有识者做过初步研究,但既未见公开发表,亦未展开讨论,尚不明其详。笔者不揣冒昧,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谈谈个人的肤浅看法,拉杂成篇,借作补充与参考,并求教于读者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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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自1934年部分东迁哈萨克人首次进入青海境内起,经过10多年的迁移与纷争,至1954年时哈萨克人口总数在1500左右。之后的30余年间青海哈萨克人进入了稳定生活的时期。1984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决定返迁北新疆各地,而自1985年春天始部分又陆续返回青海格尔木市周边游牧地区,直至2001年,在政府的主导下大部分被整体安置在青海省大柴旦马海地区,少部分迁移至新疆奎屯开干齐镇。自此,马海哈萨克村成为青海省唯一的哈萨克族村落,至2014年4月,总人口为484人。梳理青海哈萨克族1934-2014的人口变迁不难发现:反复迁移是造成青海哈萨克族人口变迁的决定性因素。

简介：霍城县老城村的调查显示,随着外在环境的改变、社会经济的发展,迁移到新疆的东乡族在其传统的教派门宦内婚、宗族外婚、早婚、包办婚、近亲婚等婚姻习惯方面发生了巨大变迁;同时,随着他们同其他民族交往的增多,族际通婚现象也渐趋普遍,并对其文化特质、族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