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御史大夫是西汉最高监察机构，但其建制也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从《二年律令·秩律》看，汉初还未见御史中丞。御史中丞的设置应当在吕后二年之后，景帝中元三年之前。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之副，西汉末御史大夫转官为大司空，御史中丞为汉中央的最高监察机构。御史中丞秩级不高，因其是内官，享有的礼仪却是很高的。西汉自武帝元狩五年起逐渐发展形成多元的监察体制，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丞相司直同为监察机构，虽然监察侧重点不同，但三职官皆“无所不监”，因此在现实中，互相纠弹，争权不止。司直在东汉一度被取消，汉末恢复。北朝的司直转变职能，成为审判机构的属官。司隶校尉东晋时转为地方官。自此，汉朝的多元化监察体系又恢复为一元监察体制。

简介：<正>报载:日本歧阜县海津镇镇长伊藤光好曾邀请县知事等人在高级饭店吃饭,每人花费22000多日元。当地居民提出了诉讼,法院判决伊藤将其支出公款的约29.5万日元如数偿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则消息给了我们什么有益的启示呢?众所周知,我们党历来倡导清廉,反对腐败,在大量的文件及各种场合下都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予以高度重视。然而,三令不禁,五申不止,以致成了一个久治不愈的老大难症。君不见公款吃喝、公费旅游、送礼、经商、收受贿赂、

简介：<正>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法学教育必须坚持“三个面向”,为九十年代以至下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法制社会的建立,准备大批法学理论工作者、法学教育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这些各级各类的法学人才大军,应该符合新时代潮流和特点,“能够适应现代科学文化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要求”。为此,需要改革我国现行法学教育的体制(包括对法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专业设置、培养目标以及教学过程等各个方面。本文只着重讨论我国法学教育的个人目标的转变,即从培养“知识型”法学人才转向“智力型”法学人才的问题。应该培养“智力型”法学人才

简介：透视现已查处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案件，“家庭型”共同犯罪已经成为当前受贿犯罪的一个新动向，特别是在高级国家干部受贿案件中占有较大比例，如成克杰、张德元等案件。“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由于犯罪主体关系的特殊性，它比普通的共同受贿犯罪更具复杂性，特别是在实践中对刑法有关条款的理解和对共同犯罪理论的具体应用尚存争议，如何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家属具有共同受贿行为和共同受贿故意，已成为当前困惑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本文试对“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求有裨于司法实务。

简介：论市场型价格立法思路郑迎新市场经济的运行，使得我国的价格立法也必须由计划型、半计划型向市场型转变。价格立法的转型首先表现为其思路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反映在价格形成机制、价格主体的地位与价格决策权的配置结构和价格调控机制等方面。一、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目...

简介：寄附型网络赌博是依附于合法网络游戏进行赌博。寄附型网络赌博的存在使得必须对对局型网络游戏进行区分,对于参加游戏的人员,如果没有以虚拟货币现实货币化为目的,则属于娱乐性质,在此情形虚拟货币只具有娱乐功能,该行为不构成赌博。但如果游戏参与人对局的目的是为了将所赢得的虚拟货币向货币转化,具有经济获利目的,则虚拟货币转化成赌博筹码,其行为构成赌博行为。对于用虚拟货币赌博的犯罪数额,应按虚拟货币实际＂销售＂价格计算;对诈骗虚拟货币犯罪数额应为从营运商购买虚拟货币剩余净值加上流通过程中虚拟货币实际＂销售＂价格进行计算。从加大打击网络＂银商＂的角度出发,对＂银商＂兑换虚拟货币的行为宜进行扩张性解释,可以非法经营罪定罪。网络犯罪背景下要求共犯正犯化、单独化,对于提供犯罪工具的帮助人员可单独定罪处罚,在网络赌博中如果一方缺乏网络赌博的合意,可仅处罚非法变现为目的的游戏对局者。

简介：转型期社会的秩序需求,要求创新现有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寻求拓展纠纷解决的可能空间。而包括自行协商、调解等制度在内的合意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既契合于纠纷当事人的内在需求,又因应了现代行政法上的合作治理趋势,是一种可行的制度选择。合意型纠纷解决机制虽起源于民事纠纷解决领域之中,但它并非难以与行政争议解决活动相兼容。从参与主体、合意形成程序、协议效力等方面展开制度设计,可以确保合意型行政争议解决运行的合法性与实效性。合意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与决定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呈现出交织共生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有助于提升行政争议解决的整体品质。

简介：2005年初，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注重能源、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成为了该次会议的显著亮点。2006年初．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任务。2007卑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再次强调。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精简会议、文件。

简介：目前，我国保障房可分为产权型保障房和租赁型保障房，现有立法重点关注保障房的分配，却忽视其退出及交易，这是制约保障房制度顺利实施的症结所在，构建公平、合理的退出机制是使保障房回归“公共产品”价值属性之保证。在分析保障房退出机制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制定统一的保障房退出事由和采取多元化的退出措施；重塑产权型保障房的物权属性、建立政府回购体系并推行其交易的“内部循环”；同时，构建保障房的长效监控机制作为相应的配套措施。

简介：维护议会主权与对人权的司法保护，为何在英国被认为存在矛盾？根源在于英国对其宪政传统——议会主权——的维护。英国通过在1998年《人权法》中建立弱型违宪审查机制的折中方式调和了这一矛盾。英国宪政改革的难题也是其他议会主权国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时所必然面对的。英国弱型违宪审查的制度和原理为其他奉行议会至上原则的国家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提供了一个参考模板。

简介：<正>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使其永远不再危害社会的一种最严厉的刑罚。但人死不能复生,死刑一经执行,再也无法挽回。因此司法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严打”时期也不例外)都对判处死刑慎之又慎,严格要求把死刑案件办成铁案。在当前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不稳定因素增加的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做到既稳、准、狠地打击犯罪,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1条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现,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的,视为投案自首。这就是所谓的"形迹可疑型自首"。司法实践中,各地对形迹可疑的范围缺乏统一的标准认定,从而导致了对形迹可疑型自首认定存在着一定的偏差,甚者为有些不法分子提供了便利。笔者以平常工作中接触的实案为例,就实践中怎样认定形迹可疑型自首仅作初步探讨。

简介：

简介：结构主义解放了语言与思想之间的混沌关系，在各个学科中引发了理论革命。受此理论指导，克鲁克洪认为文化存在显型与隐型的结构关系，弗里德曼进一步将法律文化结构分解为内部法律文化与外部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结构与法律文化的结构，应该分属不同的理论论域；法律文化的结构从其理论预设出发，应当具备三重理论特征，分别解决符号意义、符号框架、型塑与限定行为三方面问题；法律文化具有表层结构、中层结构与深层结构。

简介：规制法治化是网络型公用企业竞争的必要前提，以事业法和反垄断法规制为其主要内容。事业法规制包括市场准入与退出规制、价格规制、互联互通与接入费规制、禁止交叉补贴与普遍服务规制、不对称规制等，其价值取向为涵盖在位生产者、潜在竞争者、交易者和消费者的福利在内的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均衡；反垄断法规制包括滥用网络优势行为规制、合并与拆分规制、联合限制竞争规制、行政垄断规制等，其价值取向为“有限竞争自由→适度竞争自由→充分竞争自由”的发展。就法律位阶体系而言，反垄断法应为“基本法律”，而事业法为“非基本法律”，反垄断法应优于事业法。

简介：监督过失型渎职犯罪最重要的特点是有他人的行为介入和主要以不作为为表现形式，其因果关系体现为间接形态，认识上常常出现一些误区。这些误区集中表现为把犯罪因果关系和行为人的认识能力联系在一起，夸大因果关系在犯罪体系中的地位，停留在简单决定论的因果关系认识上。置于监督过失理论框架下，强调间接因果关系是监督过失型渎职犯罪的因果关系基础，采用形式符合性、充分关联性和中断性认定方法，是判断监督过失型渎职犯罪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基本路径。

简介：“涉众型”经济犯罪侵害的是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的财产，其外延应是不确定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不特定公众”应当以广泛性、不确定性和实质的公开性标准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可以从实质上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的意图和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控制的意图两方面进行认定。本文认为，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要打破“先刑后民”刑事诉讼原则，应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属性，重构“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理机制，创新性地运用“共犯”理论确定打击范围，采取“优势证据原则”和“就低原则”综合判断犯罪数额。

简介：1979年《刑法》第153条就对转化型抢劫罪作过规定，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处罚”，即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转化型抢劫罪的主要特征：一是行为人先实施了盗窃、抢夺、诈骗犯罪行为；二是行为人在实施犯罪的现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对要抓捕他的人实施足以危及身体健康或生命安全的行为或者以将要实施这种行为相威胁；三是实施暴力或以暴力威胁的目的是为了抗拒抓捕、窝藏赃物或者毁灭罪证。

简介：我国刑法中的“组织型犯罪”罪名共计有15个，分布于刑法分则的四章中，以罪名带有“组织”为标志，“组织对象”具有特定性。“组织型犯罪”与“有组织犯罪”存在包容与交叉两方面关系。应将我国的“组织型犯罪”重新构建为“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罪”、“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罪”、“组织、领导邪教组织罪”等罪名，而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罪则需要修改完善。

简介：中国现代哲学是由一整套语汇构成的，中国现代哲学语汇从16世纪中叶的缘起到20世纪30年代的定型经过了三个阶段。在其整体演化中从文化背景上可以分为1840年前的以西屈中和1840年以后的以中屈西的哲学语汇生产趋向。从语言学视角看，表现为从古代汉语型哲学语汇到现代汉语型哲学语汇的演进。对其语言学演化作逻辑的把握，又可以分为从利玛窦／马礼逊型的古代汉语旧词到严复型的古代汉语新词到梁启超为代表的日本新词的演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