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平脉略例》一书在敦煌出土文献中凡三见，即S．5614、P．2115、S．6245，其中以S．5614的文字较为完整。《玄感脉经》一卷，在敦煌出土文献中编号P．3477。此文对《平脉略例》与《玄感脉经》记载的“诊法常以平旦”、持脉轻重、“平人一日一夜一万三千五百息”等三个医学问题进行了考论，梳理了其源流、辨析了其正误、论述了其中医学术价值。

简介：在西安周边区县存在着大量的堡寨,这些堡寨的出现与隋唐时期出现的乡里制关系密切。在历代的陕西地方志中的乡里变化折射出自然聚落的变迁,这些聚落出现与消亡大部分都和战争相关。也正是战争催生出西安周边的堡寨,而对于堡寨形制的研究也正是围绕着应对战争而展开。

简介：商水县城上村的汝阳故城,实为汉代的濦强故城,北魏政权的侨设郡县。今汝南县城东南20公里处的平舆县郭楼镇高平寺村的汝阳故城,才真正是东汉袁安的乡里——汉代汝阳故城。

简介：诏安县梅岭港，在我国南海与东海交汇处，踞闽粤上下要冲，面积约150平方公里，形如布袋，腹大口小，海腹最宽处14．5公里，海口最窄处只有7公里，港口有城州岛和西屿，犹如两个门岗把守港口。梅岭港自古以来是海上重要交通要道。唐光化元年（898）辟为渔港，唐末被闽王王审知辟作商港，有“闽人泛粤转市于夷”之称。就海上贸易而言，梅岭“内与漳潮诸地吭背相属，外与东西两洋呼吸相通”，是海上丝绸之路必经的水域，湾内有众多避风性能良好的港汊，在船只通常采取分阶段“梯航”的条件下，是一处较为理想的取水补给中继港，而本地船只上下航行，位置又比较适中。梅岭所在漳潮地区，宋代中叶就有“风物冠南方”之称。特殊的地理环境，使梅岭自然而然地成了漳州府洋舶出发的起点，用现代术语说，就是外贸口岸了。

简介：4世纪初,日本开始向未整合进百济、新罗的弁韩诸部渗透,并将此地区称为“任那”。369年前后的任那诸国,其地东至今金海,西可能达今顺天,最北端约至今高灵,大体说,包括今庆尚南道绝大部分地区,以及全罗南道、庆尚北道的部分地区。日本控制此区域,不仅阻碍了百济、新罗对三韩各部的整合进程,还成为其进一步向半岛北部进兵的基地。百济在与高句丽争夺带方郡故地失败后,转而与日本联合,但日本军队为南下的高句丽好太王击溃,百济被迫臣服高句丽;新罗迫于日本的压力,向高句丽求救,在击退日本军队后,高句丽驻兵新罗境内,至此,半岛内部形成以高句丽为主导的新政治格局。

简介：墓志是丧葬习俗演变的结果,结合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可以确定墓志起源于东汉早期;随着佛教在中国兴起,北朝为营造石窟及造像而培养了大批石匠,这为墓志的兴盛创造了条件。墓志文书写的发展,受到润笔的影响,更受到士风嬗变的干扰。

简介：随着吐蕃的衰败,青藏高原进入群龙无首的分裂割据状态。吐蕃王室和权贵的后裔在各地建立了自己的地方势力,地方势力遍布高原,其中威松的后代在阿里地区建立了拉达克、古格、普兰、贡塘、亚孜等小王国。藏文文献对上述小王国均有记载,但是相关亚孜王朝的记载基本局限于王室各代国王的姓名,没有记录更多的历史信息。本文将借助在尼泊尔发现的藏、尼、梵等铜板、金板、碑文等文献以及西方和尼泊尔学者的学术成果,试图理清亚孜王室世系排列;勾勒出每位国王执政的大致年代;比较和对应藏、尼文献的记载,并分析亚孜与久姆拉的关系。

简介：本文从书籍的形态与装具、书帙的材质样貌、帙与卷的关系等方面对书帙进行考察。简牍时代至纸时代早期的书籍一般为卷轴，书栀与书帙是其装具。书栀的材质为木，适合收装简书。书帙的材质为织物，适合收装帛书，後来也收装卷轴形态之纸书。约自东晋起，有关“帙”的记载明显增多。从时间上看，此与简牍之废、纸书盛行以及聚书风气的兴起是一致的。其时，竹帙广泛使用，以“帙与卷”来记录数量成为书籍目录的通例。“帙”是“卷”的上一级计量单位，但其容卷数不定，且有异书合帙的现象。南朝以後，书籍目录不再以“帙”为计量单位，但书帙仍是卷轴形态之纸书的重要装具。

简介：白玉蟾是道教南宗第五祖,南宋嘉定间曾赴阙主持国醮,以后不知所在,著作颇丰,生平神异。关于他的生卒年历来颇具争议,其中生于绍兴四年说比较引人注目,但不能成立,当以绍熙五年（1194年）说可靠。其卒年似可延至元代中期,世寿或在百年以上。

简介：殿试是科举考试中最高级别的考试形式，清朝殿试已经制度化和规范化，在考试试期、场次、规格、考官等方面皆有明确规制。清朝殿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多，试期变化较大。本文根据《清实录》及相关资料记载，对清朝殿试时间进行统计，并分析其特点及变化的相关原因。

简介：康熙十五年,在浙江云和县的石塘隘,清军大败耿精忠的战役,是平定三藩之乱战略发生重大转折的著名战役之一,也是处州平叛最后决胜一战,受到朝廷的嘉奖。难能可贵的是,战后当地老百姓以各种方式在流传并纪念这次著名战役,反映了人心的向背。

简介：驴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畜力之一，在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由此形成的驴文化则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的驴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从各类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北方、西北地区已经开始引进并且饲养驴了；秦汉时期，驴大量被引进到中原地区并开始与文人诗赋结缘，入饲皇家园林；魏晋时期，驴扬名于文人雅士之中，同时社会上也存在着对驴的贬低，初显驴文化分流端倪；唐宋时期，失意文人、政客寄情于驴，形成了以“诗人骑驴”文化和“黔驴”文化为代表的两支重要的支系文化；元明清时期，在唐宋以来驴文化的深远影响下,驴文化在新的文学领域有了拼一步的发展．

简介：《金史·世宗本纪》云：（金世宗）讳雍，本讳乌禄。“雍”非其初名，乃大定十四年（1174）所改。金世宗改前名讳，《金史》语焉不详。而《大金集礼》卷二三《御名》则载其更改前后事，可略考见其人本讳。其文云：

简介：尽管学者一般将石灯称作“灯幢”,但本文通过考察目前所保存下来的石灯铭文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认为在唐代石灯的主要名称是“灯台”,而早期的另一称呼是“灯楼”.“灯幢”之名并不常见,与毗沙门信仰联系在一起出现在中晚唐.唐初佛教文献也说明在佛教社区“台”与“楼”两种建筑名称可以通用.韩国和日本现存的灯台铭文和文献材料也说明灯楼和灯台的名称较为常见.唐代道教石灯的铭文亦证明灯台系石灯常用名称.灯台之得名或许因为来自传统灯具的常用名称,而在佛教中主要指用于支持燃灯的灯室和顶部作为佛之光明象征的摩尼珠的楼台状建筑.灯台之兴起可能在北朝后期特别是北齐,但目前没有确切的文献证明,学者只能从艺术风格判断太原龙山童子寺石灯来自北齐时代.但北朝至初唐出现一系列宣扬燃灯功德的佛教译经,可能为石灯之兴起提供了文本基础和教义基础.同时,来自道教的灯仪以及当时在北齐较为活跃的祆教之拜火仪式可能也激发了佛教石灯的兴起.总之,石灯之出现是中古时期一个因缘际会的现象.主要流行于唐代,宋明时期有少量存在.

简介：南宁市武鸣区香山河畔夏黄村边，有两座石山拔地而起，双峰并峙，状如将要起飞的凤凰，人称起凤山，亦称凤凰山。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广西通志》、天启二年（1622）曹学俭的《广西名胜志》都记有此山。

简介：本文通过对关公信仰历史文脉的梳理，将太原关庙建筑的分布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归纳总结了关庙建筑在该地区的发展进程；通过对建筑平面布局以及形制延续等方面的研究，探求关庙建筑传统文脉的保持与延续。

简介：通过考古发现,可以洞悉高句丽墓葬形制和陪葬习俗,但是对于高句丽葬俗却必须配合文献材料,方能做全面了解。在《三国史记》的记载中可以发现,高句丽人有着将死者就地安葬于死亡之处的独特习俗,尽管不能确定这种习俗是否延续于整个高句丽历史,但在其前期是的确存在的。此时,高句丽人虽有嫁娶之时＂便稍作送终之衣＂的＂厚葬＂传统,但并不代表其人在世之际便开始营建自己的墓冢。高句丽人有停丧传统,实则是在等待自己墓冢的修造,盖因其人是在死亡之地修墓安葬的缘故。

简介：一、史记刻辞有所本司马迁所记刻辞与後世所见原石刻本大致相同，盖有所本。《汉书．艺文志》春秋类有《奏事》二十篇，班固自注云：“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隋书．经籍志》有《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一卷，或《奏事》二十篇之一。

简介：潮州，古雅称“三阳”，因宋元间，潮州、潮州路曾仅辖海阳、潮阳、揭阳3县之故。三阳中，海阳最古。晋义熙九年（413）析海阳地置潮阳县，然因唐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742～758）潮地称潮阳郡而有陈尧佐“海滨邹鲁是潮阳”之句；宋宣和三年（1121）析海阳地置揭阳县，然因汉元鼎六年（前111）潮地称揭阳县而有韩愈“揭阳楼”之建。晋潮阳与宋揭阳两县与潮州无沿革关系，其名却常为文人墨客作潮州之雅称。

简介：＂龙门＂一词经常出现在史籍中,在中国古代＂龙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概念,也是史籍中经常提到的地方行政区域。古代晋南的龙门就是众多＂龙门＂的主要代表之一,＂鲤鱼跃龙门＂和＂大禹开龙门＂的传说都与此地密切相关。鉴于史籍中龙门纷繁复杂的情况,笔者从历史沿革方面对古代晋南的龙门进行了考证,并得出了初步结论：晋南龙门自北魏太武帝时由皮氏县更名为龙门县,而后曾一跃为龙门郡,北宋宣和初年改名河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