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无疑,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它要求公民必须服从法律并遵守法律判决。但问题是:公民是否因此必须放弃对法律的批判或反思的自由?法律的权威性来自何处?柏拉图在《申辩》和《克里托》中借苏格拉底之口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在他看来,法律的权威性来自于其负载的正义,对法律及权威的服从以正义为前提条件;当法律与正义的道德原则相悖的时候,正义实施独一无二的统治权。于是,关于法律及其权威,个人应反思性地敬重,这一反思性的态度拒斥任何形式的顺从主义。在面对法律与权威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自问:它正义吗?理性地追问坚持正义的终极权威性。倘使法律及其判决值得遵从,那么它必定是正义的。柏拉图式的原则遵奉这一认识:只服从正义的权威,不服从不义的法律和命令,尽管它们可能合法。柏拉图主张,一个人应依照自己对正义的理性思考决定自己的行动,去做他的理性告诉他是正确的事情。这样才能在遵从与不服从之间维系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正是法律与社会进步的源泉。一味地服从法律而放弃个体的理性判断乃奴性的表现,而桀骜不驯则会滑向无政府主义而使社会陷入混乱。如何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苏格拉底在临终时刻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简介:政府权威是指政府组织系统在管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过程中统合政府内部与外部的威望与力量,是政府开展行政活动的影响力,无政府主义和发权威主义者宣扬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他们认为权威和自治是绝对对立的,把权威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只要自治而反对权威。绝对权威论者把权威绝对化,超越时代和历史条件提倡对权威的盲目服从和偶像崇拜。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所谓权威是指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是在社会生活中靠人们所公认的威望和影响而形成的支配力量。权威产生于人们组织起来进行联合活动的客观需要,它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条件。马克思说:“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个“指挥的意志”就是权威。没有权威,任何一个社会要保证生产连续不间断地进行,社会秩序正常运转,都是不可能的。随着生产过程日益社会化,人们交往活动日益扩大,权威就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权威的表现形式和作用范围是历史地变化着的。在人类的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集体劳动和共同生活,形成最早的氏族酋长的权威。这种权威并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历史地位。被剥削、被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集中本阶级的意志形成了革命的权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威信即权威,把整个阶级和广大人民团结成为统一的战斗力量,去摧毁旧世界,建设新社会。在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权威日益体现在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和发展社会生产的组织领导�
简介:在中国的宪政结构中,检察权是与行政权、审判权并列的国家权力,担负着保障宪法统一和完整实施的法律控权功能.但在实践中,中国检察权主要是一种公诉权,人们以西方公诉权来理解和运作中国检察制度,使中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功能难以发挥.另一方面,当人们用法律监督权来理解和实践中国检察权的时候,发现与法律监督相适应的规范和机制严重缺乏.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法律监督权的中国检察制度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因此,全面厘正和恢复中国检察权的宪法精神,建立科学的法律监督权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形成法律监督的运行机制,不仅是中国检察制度建设的要求,也是全面贯彻和实施宪法,确立法律权威的基本要求.
简介:法律行为,特别是司法行为的符号与仪式要素,使得其具有强烈的戏剧化特征,这种戏剧化特征服务于法律需要拥有权威这一本质要求。法律的权威基于人们的服从,除了摄于强制的服从外,人们的自愿服从由何而来呢?这需要人们将法律权威的指令内在化。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这种内在化需要得到法律信仰的支撑,并且,法律戏剧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唤起人们的这种信仰。本文将指出,以唤起法律信仰为目的的戏剧化并不适合以祛魅为特征的现代法制,对信仰的追求应当转向对信任的追求,在中国情境之下,信任对法律权威的建构尤其重要。为此,本文以拟剧论为工具,通过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共融,对笔者称之为"神话剧"和"生活剧"的两种不同的戏剧化形式及其代表的司法模型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后者更有利于建构以信任为基础的法律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