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与胃癌预后相关的微RNA(miRNA)，构建风险评分模型并进行验证。方法从人类癌症基因组图谱数据库下载491例样本的人类基因组miRNA测序数据(胃癌组织样本446份，正常胃组织样本45份)和相应的临床病理信息。通过R 4.0.2软件edgeR包对miRNA表达谱进行差异分析，将所得差异表达谱按1∶1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采用单因素Cox回归分析和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分析筛选预后相关miRNA，进一步对筛选出的预后相关miRNA进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并构建预后风险评分模型。采用Kaplan-Meier曲线、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曲线下面积(AUC)动态变化曲线评估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以|log2差异倍数|>1.5、P<0.01为标准，筛选出175个胃癌组织中差异表达miRNA。通过单因素Cox回归分析和LASSO回归分析筛选出6个与胃癌患者总生存率相关的差异表达miRNA，使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成功构建5-miRNA风险评分模型：风险评分＝0.183×hsa-miRNA-184+0.086×hsa-miRNA-675-0.231×hsa-miRNA-2115+0.548×hsa-miRNA-3943-1.455×hsa-miRNA-1246。在训练集、测试集、总体数据集中，高风险组患者的累积生存率均低于低风险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8.90、9.50、26.70，P均<0.05)，模型预测效能优于TNM分期，且分层分析显示模型能有效预测早期胃癌。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模型风险评分、年龄和M分期是胃癌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95%可信区间)分别为1.19(1.07～1.32)、1.20(1.06～1.40)，1.50(1.01～2.23)、1.90(1.28～2.90)，1.34(1.15～1.57)、2.10(1.05～4.40)；P均<0.05]。结论基于5个miRNA构建的5-miRNA风险评分模型预测胃癌患者预后的准确性高，是独立的预后因子。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多基因遗传风险评分（PRS）与胃癌发病年龄及早发风险之间的关系。方法基于胃癌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以胃癌病例为研究对象，利用112个与胃癌发生风险有关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构建PRS，采用方差分析和Pearson相关性检验分析PRS水平与胃癌发病年龄的关系。将发病年龄<50岁的病例定义为早发胃癌病例，以低遗传风险（PRS≤20%）为参照组，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以早发诊断年龄为时间变量分析中遗传风险（PRS：20%~80%）和高遗传风险（PRS>80%）与胃癌早发风险的关联。结果共纳入8 629例胃癌病例，其中，男性6 284例（72.82%），女性2 345例（27.18%），发病年龄为（60.61±10.80）岁。PRS水平与胃癌发病年龄呈显著负相关（r=-0.05，P<0.001），PRS越高胃癌发病年龄越小，低、中、高遗传风险组胃癌发病年龄分别为（61.68±10.33）岁、（60.53±10.79）岁、（59.80±11.20）岁。PRS与胃癌早发风险呈剂量反应关系（中遗传风险：HR=1.19，95%CI：1.03~1.39，P=0.022；高遗传风险：HR=1.44，95%CI：1.20~1.71，P<0.001）。结论高PRS不仅增加胃癌发病风险，同时也是胃癌早发的危险因素，PRS可作为遗传检测指标评估胃癌发病和早发风险。

简介：摘要目的aMAP评分是依托国际合作队列构建的可适用于各种肝病的肝细胞癌（HCC）风险预测模型。本研究拟运用aMAP评分对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人民医院接诊的慢性肝病患者（合并或未合并代谢性疾病）进行HCC风险分层，以期指导个体化HCC筛查。方法收集于都县人民医院于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接诊的慢性肝病患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实验室检验结果（血小板、白蛋白和总胆红素）及合并疾病信息，并计算aMAP评分，对该人群进行HCC风险分层。结果共计3 629例慢性肝病患者纳入分析，其中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患者3 452例（95.1%），脂肪肝患者177例（4.9%），HBV感染合并脂肪肝22例（0.6%）；男性2 679例（73.8%），中位数年龄44（35，54）岁。在总体人群中，HCC低、中和高风险人群分别占52.6%、29.0%和18.4%；在HBV感染人群中，HCC高风险人群的比例显著高于脂肪肝人群（18.9%对比9.6%，P = 0.001）。合并高血压或糖尿病的慢性肝病人群，其HCC高风险人群比例显著高于未合并上述代谢性疾病人群（合并高血压：32.3%对比17.9%，P < 0.001；合并糖尿病：36.5%对比18.1%，P < 0.001）。而且，合并两种代谢性疾病人群的HCC高风险人群比例显著高于合并一种及未合并代谢性疾病的人群（40.9%对比31.8%对比17.7%，P < 0.001）。结论aMAP评分可作为基层医院慢性肝病HCC筛查管理的简便工具，有助于健全慢性肝病人群个体化随访管理体系。合并代谢性疾病的慢性肝病患者具有更高HCC发生风险，应在后续随访中给予HCC高风险人群重点关注，从而提高HCC早诊率、降低死亡率。

简介：摘要目的寻找准确预测食管鳞癌患者生存的生物标志物。方法通过TCGA数据库筛选出与食管鳞癌患者总生存时间(OS)相关的免疫相关基因，构建预后风险评分模型。采用Kaplan-Meier法比较高风险和低风险组患者的预后情况，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模型的准确性。收集安阳市肿瘤医院的83例病理诊断为食管鳞癌患者的肿瘤组织样本进行外部验证。采用Cox回归分析综合评估预后风险评分与各临床特征对食管鳞癌患者OS的影响。结果从TCGA数据库筛选出7个与生存预后相关的免疫相关基因分别为S100A12、SLC40A1、FABP9、TNFSF10、IGHA2、IL1F10和STC2纳入预后风险评分模型。低风险组(40例)患者的1、2年生存率分别为94.3%和82.5%，高风险组(40例)患者的1、2年生存率分别为75.9%和32.9%；高风险组与低风险组患者比较，预后更差(P<0.001)。83例外部验证样本运用该预后风险评分模型得到一致的结果。预后风险评分与食管鳞癌组织中CD4+ T淋巴细胞含量呈正相关(rs＝0.259, P＝0.020)，与B淋巴细胞、CD8+T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含量的无相关性(均P>0.05)。结论S100A12、SLC40A1、FABP9、TNFSF10、IGHA2、IL1F10和STC2是与食管鳞癌患者OS相关的风险基因。预后风险评分是食管鳞癌患者OS的独立预后因素，与食管鳞癌组织中CD4+ T淋巴细胞含量有关。

简介：摘要目的寻找准确预测食管鳞癌患者生存的生物标志物。方法通过TCGA数据库筛选出与食管鳞癌患者总生存时间(OS)相关的免疫相关基因，构建预后风险评分模型。采用Kaplan-Meier法比较高风险和低风险组患者的预后情况，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模型的准确性。收集安阳市肿瘤医院的83例病理诊断为食管鳞癌患者的肿瘤组织样本进行外部验证。采用Cox回归分析综合评估预后风险评分与各临床特征对食管鳞癌患者OS的影响。结果从TCGA数据库筛选出7个与生存预后相关的免疫相关基因分别为S100A12、SLC40A1、FABP9、TNFSF10、IGHA2、IL1F10和STC2纳入预后风险评分模型。低风险组(40例)患者的1、2年生存率分别为94.3%和82.5%，高风险组(40例)患者的1、2年生存率分别为75.9%和32.9%；高风险组与低风险组患者比较，预后更差(P<0.001)。83例外部验证样本运用该预后风险评分模型得到一致的结果。预后风险评分与食管鳞癌组织中CD4+ T淋巴细胞含量呈正相关(rs＝0.259, P＝0.020)，与B淋巴细胞、CD8+T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含量的无相关性(均P>0.05)。结论S100A12、SLC40A1、FABP9、TNFSF10、IGHA2、IL1F10和STC2是与食管鳞癌患者OS相关的风险基因。预后风险评分是食管鳞癌患者OS的独立预后因素，与食管鳞癌组织中CD4+ T淋巴细胞含量有关。

简介：摘要目的建立综合、有效的股浅动脉支架再狭窄风险预测模型，在术前预测支架再狭窄的可能，为手术方案的选择提供指导意见。方法回顾性纳入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接受股浅动脉支架治疗的患者328例(共381条患肢)作为建模队列。以超声作为评价手段，依据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支架再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按其权重赋值，建立支架再狭窄风险预测评分模型。以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验证模型的区分度，并根据其最佳界值将评分模型分为支架再狭窄低危组和高危组。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8项危险因素被纳入评分系统并建立支架再狭窄风险预测模型，钙化斑块、腘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40 cm/s、膝下流出道评分≥4分、踝臂指数<0.5、女性均赋值1分，患者合并脑梗死、慢性肾病、病变总长度15.0～24.9 cm均赋值2分，病变总长度≥25.0 cm赋值3分，模型最高计12分。以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为金标准，经ROC曲线验证，提示该评分体系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ROC曲线下面积(AUC)＝0.775，95%CI＝0.727～0.824，P<0.001]和拟合优度(χ2＝4.921，P＝0.766)，一致性检验Kappa值为0.609。将评分模型进一步分为再狭窄低危组(0～5分)和再狭窄高危组(6～12分)，其敏感性为68.1%，特异性为74.6%，准确性为72.7%。结论股浅动脉支架再狭窄风险预测评分模型可在术前较准确地预测再狭窄的发生，为精准制定手术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简介：摘要：自动作文评分( AES )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对中文或者英文作文进行评分的任务。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ML）与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DL）的迅速发展，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作为人工智能领域重要分支也得到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充分重视，越来越多的基于NLP技术的应用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随着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教育领域内的NLP应用得到了国内外研究机构与产业界的重点关注。

简介：摘要目的筛选脑死亡供者(DBD)肝移植术后早期肝移植物功能不良(PEGF)相关分子标志物，并构建肝移植术后PEGF早期预测模型。方法基于美国基因表达数据库(GEO)GSE23649数据集中16例DBD供肝复灌2 h标本(8例发生PEGF，8例未发生PEGF)转录组数据，采用差异表达分析筛选PEGF相关基因；运用LASSO-Logistics回归筛选最佳建模基因集合构建风险评分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与Nomogram图评估模型预测效力及可视化；采用基因集富集分析(GSEA)探索PEGF相关生物学通路。结果本研究筛选出6个与DBD肝移植术后PEGF密切相关的关键基因，包括4个上调基因(HBB、PFDN5、RPS3A、RPS5)和2个下调基因(RPL22、FAM62B)。基于该6基因所构建的风险评分模型对DBD肝移植术后PEGF有良好的预测价值(AUC＝1，P＝0.000 8)。GSEA提示DBD肝移植术后PEGF可能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自然杀伤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等通路相关(均P<0.05)。结论该模型将有助于DBD肝移植术后早期精准评估PEGF风险，且未来有望联合常温机械灌注用于术前供肝质量评估。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影响胃癌根治术后淋巴漏的危险因素，建立发生淋巴漏风险预测评分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5月1日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外三科行根治性手术治疗487例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影响术后发生淋巴漏的危险因素，建立风险预测评分模型并进行验证。结果本组487例胃癌患者中术后发生淋巴漏32例（6.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者术前存在低蛋白血症（95%CI：1.222~7.357，P=0.016）、病灶位于贲门-胃底（95%CI：1.117~6.788，P=0.028）、肿瘤浸润深度cT分期为T3~T4期（95%CI：1.149~25.676，P=0.033）、手术时间≥4 h（95%CI：1.469~11.480，P=0.007）、术中联合脏器切除（95%CI：1.106~12.886，P=0.034）、术中D2+淋巴结清扫（95%CI：1.969~11.510，P=0.001）及术后贫血（95%CI：1.271~9.392，P=0.015）均是影响胃癌根治术后发生淋巴漏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建立风险预测方程：logit（P）=-9.624+1.098×X1+1.013×X2+1.692×X3+1.413×X4+1.328×X5+1.560×X6+1.240×X7，采用Hosmer-Lemeshow检验检测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P=0.348）。采用ROC曲线评价回归方程的区分度，曲线下面积为0.856（95%CI：0.787~0.926，P<0.001）：评分≥4分患者发生淋巴漏的概率为14.1%，评分<4分患者为2.5%。结论胃癌根治术后发生淋巴漏与多种临床因素密切相关；通过建立胃癌根治术后淋巴漏风险预测评分模型，在围手术期能够有效识别胃癌根治术后发生淋巴漏的高风险患者。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研发一种新型术毕风险评分表用于危重患者术毕风险分级，为危重症患者术后是否入住ICU提供指导。方法回顾性分析3所大型三甲医院行腹部手术且术后入住ICU患者的临床资料。将患者分为A、B两组：A组为患者术后在ICU得到切实生命或器官功能支持和密切监护，有必要入住ICU；B组为患者术后在ICU没有得到生命或器官功能支持和密切监护，没必要入住ICU。使用自制术毕风险评分表对两组患者进行评分，统计得出两组患者术毕风险评分表评分及其95%CI。以患者术毕风险评分表评分≥A组95%CI下限作为术后入住ICU标准，≤B组95%CI下限作为术后回病房标准，统计两组患者处置错误率。以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 APACHEⅡ）为对照评价术毕风险评分表评分，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评价术毕风险评分表判断患者入住ICU或回病房的准确性。结果A组患者202例，B组患者322例。3所医院ICU患者术毕风险评分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组患者术毕风险评分表评分为（16.87±4.02）分（95%CI 16.22~17.48分），A组患者术毕风险评分表评分为（24.57±6.23）分（95%CI 23.32~25.75分），两组患者术毕风险评分表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患者的处置错误率为3%，B组患者处置错误率为6%。术毕风险评分表ROC曲线下面积为0.866（95%CI 0.818~0.914），敏感度为0.755，特异性为0.830。结论术毕风险评分表对于危重患者术后是否进入ICU有较好的预测和判断价值。评分≥23分强烈建议患者入住ICU，评分≤16分不建议进入ICU，分数为17~22分时建议入住PACU或结合患者其他临床情况由麻醉医师及手术医师共同商讨后续处置。

简介：摘要：目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预后采用GRACE评分评估，观察GRACE评分应用效果。方法：将我科2020年1月--2020年12月的ACS患者100例作为观察对象，并且分成实验组与对照组，分别采用GRACE评分护理和常规护理，对比两组护理方法应用效果。结果：（1）实验组和对照组死亡率和并发症率对比中，实验组分别是2.00%，8.00%，对照组分别是16.00%，28.00%，（x2=20.002,p=0.000），结果有差异。（2）实验组和对照组住院时间对比中，实验组为7.13±1.52（d），对照组为11.85±2.07（d），（t=10.532,p=0.000），结果有差异。结论：ACS患者预后采用GRACE评分护理效果优良，该方法可推广。

简介：摘要 目的：探究主动防范风险护理程序对小儿重症肺炎的作用效果。方法：选择本院100例小儿重症肺炎患儿进行分组护理，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实验组进行主动防范风险护理干预。观察两组的临床数据。结果：实验组的护理安全质量、睡眠质量及精神状况评分高于对照组（P

简介：【摘要】 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手术患者PONV风险评分在指导术后呕吐护理预防中的作用。方法 纳入100例2020年1月1日—2021年1月1日1在我院胸外科住院病行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患者参与研究，病期随机均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PONV(术后恶心呕吐)风险评估量表进行评估，并对评分结果≥2的高危患者给予针对性预防措施。比较两组患者发生术后恶心呕吐情况。结果 实验组无呕吐者较多，同时24h内呕吐次数较少，此组患者恶心程度评分也较低，而且患者满意度高，住院天数少，对照组相反，两组对比有意义（P＜0.05）。结论 根据PONV(术后恶心呕吐)风险评估量表对胸外科手术患者进行风险评估并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能有效地降低PONV发生率，提高患者满意度，能够缩短住院天数，值得推广应用。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主动防范风险护理程序对小儿重症肺炎的作用评价及护理安全评分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重症肺炎患儿62例（2019年7与至2020年10月），随机分为主动防范风险护理程序的观察组（31例）与常规护理的对照组（31例），观察护理效果。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护理安全评分高，风险事件发生率低，P＜0.05。结论：重症肺炎患儿应用主动防范风险护理程序，能提高护理安全，减少风险事件的发生，值得借鉴。

简介：【摘要】目的：探究小儿重症肺炎患儿的护理中应用主动防范风险护理程序对护理安全产生的影响。方法：平均将106例小儿重症肺炎患儿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每组53例，对比分析两组护理安全评分、风险事件发生情况及投诉情况。结果：实验组各项护理安全评分均较对照组更高，风险事件发生率及投诉率均较对照组更低，P＜0.05。结论：主动防范风险护理程序对于提高小儿重症肺炎患儿的护理安全，降低安全风险发生率，减少家属对护理的投诉率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简介：摘要目的建立入院时病情稳定且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疗法（PCI）治疗的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入住冠心病监护病房（CCU）的风险预测评分，以筛选需要CCU的患者。方法回顾性分析吉林大学第一医院2017年11月至2018年10月805例行PCI治疗的入院时病情稳定STEMI患者的临床资料。将2017年11月至2018年7月654例患者作为建模组，有CCU需求125例，无CCU需求529例；2018年8月至2018年10月151例患者作为验证组，有CCU需求28例，无CCU需求123例。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风险预测模型并确定评分标准，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最佳约登指数确定临界值。结果805例STEMI患者中，有CCU需求153例（19.01%），其中泵衰竭（心力衰竭和心源性休克）最多见（113例）。建模组中，最终年龄（60~74岁，OR = 1.513，95% CI 0.945~2.424，P = 0.085；≥75岁，OR = 2.740，95% CI 1.371~5.478，P = 0.004）、总缺血时间>4 h（OR = 1.701，95% CI 1.022~2.831，P = 0.041）、入院休克指数≥ 0.8（OR = 1.910，95% CI 1.178~3.099，P = 0.009）、多支血管病变（OR = 2.090，95% CI 1.272~3.432，P = 0.004）、术前病变血管心肌梗死溶栓治疗（TIMI）血流分级0级（OR = 2.099，　95% CI 1.313 ~ 3.353，P = 0.002）、急性前壁心肌梗死（OR = 3.696，95% CI 2.347~5.819，P<0.001）、既往有脑卒中史（OR = 3.927，95% CI 2.057~7.500，P<0.001）共7个变量是行PCI治疗的STEMI患者有CCU需求的独立危险因素。评分标准：年龄<60岁为0分、60~74岁为1分、≥75岁为2分，总缺血时间>4 h为1分，入院休克指数≥0.8为2分，多支血管病变为2分，术前病变血管TIMI血流分级0级为2分、急性前壁心肌梗死为3分，既往有脑卒中病史为3分，总分15分。0~6分患者为低风险，7~15分为高风险。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建模组中，风险预测评分诊断STEMI患者有CCU需求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40（95% CI 0.692~0.788，P = 0.580）；验证组中，风险预测评分预测STEMI患者有CCU需求的AUC为0.755（95% CI 0.658~0.853，P = 0.755）。结论基于年龄、总缺血时间、入院休克指数、多支血管病变、术前病变血管TIMI血流分级、急性前壁心肌梗死和既往有脑卒中史建立了预测入院时病情稳定且行PCI治疗的STEMI患者有CCU需求的风险预测评分，用于识别发生并发症的高风险患者，帮助医生进行CCU决策，为合理分配有限的CCU资源提供简便、实用的临床工具。

简介：摘要目的建立入院时病情稳定且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疗法（PCI）治疗的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入住冠心病监护病房（CCU）的风险预测评分，以筛选需要CCU的患者。方法回顾性分析吉林大学第一医院2017年11月至2018年10月805例行PCI治疗的入院时病情稳定STEMI患者的临床资料。将2017年11月至2018年7月654例患者作为建模组，有CCU需求125例，无CCU需求529例；2018年8月至2018年10月151例患者作为验证组，有CCU需求28例，无CCU需求123例。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风险预测模型并确定评分标准，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最佳约登指数确定临界值。结果805例STEMI患者中，有CCU需求153例（19.01%），其中泵衰竭（心力衰竭和心源性休克）最多见（113例）。建模组中，最终年龄（60~74岁，OR = 1.513，95% CI 0.945~2.424，P = 0.085；≥75岁，OR = 2.740，95% CI 1.371~5.478，P = 0.004）、总缺血时间>4 h（OR = 1.701，95% CI 1.022~2.831，P = 0.041）、入院休克指数≥ 0.8（OR = 1.910，95% CI 1.178~3.099，P = 0.009）、多支血管病变（OR = 2.090，95% CI 1.272~3.432，P = 0.004）、术前病变血管心肌梗死溶栓治疗（TIMI）血流分级0级（OR = 2.099，　95% CI 1.313 ~ 3.353，P = 0.002）、急性前壁心肌梗死（OR = 3.696，95% CI 2.347~5.819，P<0.001）、既往有脑卒中史（OR = 3.927，95% CI 2.057~7.500，P<0.001）共7个变量是行PCI治疗的STEMI患者有CCU需求的独立危险因素。评分标准：年龄<60岁为0分、60~74岁为1分、≥75岁为2分，总缺血时间>4 h为1分，入院休克指数≥0.8为2分，多支血管病变为2分，术前病变血管TIMI血流分级0级为2分、急性前壁心肌梗死为3分，既往有脑卒中病史为3分，总分15分。0~6分患者为低风险，7~15分为高风险。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建模组中，风险预测评分诊断STEMI患者有CCU需求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40（95% CI 0.692~0.788，P = 0.580）；验证组中，风险预测评分预测STEMI患者有CCU需求的AUC为0.755（95% CI 0.658~0.853，P = 0.755）。结论基于年龄、总缺血时间、入院休克指数、多支血管病变、术前病变血管TIMI血流分级、急性前壁心肌梗死和既往有脑卒中史建立了预测入院时病情稳定且行PCI治疗的STEMI患者有CCU需求的风险预测评分，用于识别发生并发症的高风险患者，帮助医生进行CCU决策，为合理分配有限的CCU资源提供简便、实用的临床工具。

简介：摘要目的探索如何利用遗传风险评分，制订个体化的肺癌筛查方案。方法利用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CKB）队列10个地区100 615例具有全基因组基因分型信息的样本，根据前期课题组发表的19个遗传变异构建肺癌多基因遗传风险评分PRS-19。以55岁且吸烟剂量30包/年人群的5年绝对发病风险为参考届值，在吸烟者和非吸烟者中分别计算不同遗传风险人群5年肺癌绝对发病风险随年龄和吸烟剂量的变化趋势，并绘制5年绝对发病风险分布图，从而判断不同遗传风险人群达到参考界值时的理论年龄或吸烟剂量。根据上述结果给出不同遗传风险人群参加肺癌筛查起始年龄的具体建议。结果CKB队列中55岁吸烟者，当吸烟量为30包/年时，5年内发生肺癌的绝对风险为0.67%。在吸烟者中，随着遗传风险增加，其5年绝对发病风险呈不断上升趋势，对于高遗传风险人群应降低筛查起始年龄，遗传风险最高的1%人群建议从50岁开始进行筛查；若保持筛查起始年龄55岁不变，则应在高遗传风险人群中降低吸烟剂量标准；不管累积吸烟剂量为多少，遗传风险最高的1%人群都应纳入肺癌筛查。在非吸烟者中，高遗传风险人群同样具备筛查价值，建议遗传风险最高的1%人群从62岁起进行肺癌筛查，而对于遗传风险最低的5%人群，当年龄达到74岁时才可达到参考届值。结论对于不同遗传风险的个体，可采用个体化的肺癌筛查方案，对于高遗传风险的吸烟者可减小肺癌筛查起始年龄或吸烟剂量，而我国高遗传风险的非吸烟者同样具备筛查价值。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影响胃癌根治术后胰瘘发生的危险因素，建立胰瘘发生风险预测评分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收治的312例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术后胰瘘发生的危险因素，根据危险因素建立风险预测评分模型；采用Hosmer-Lemeshow检验检测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回归方程的区分度。结果312例胃癌患者中行胃癌根治术后发生胰瘘27例（8.6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OR=5.312，95% CI 1.532~18.420，P=0.008）、年龄≥60岁（OR=4.928，95% CI 1.493~16.250，P=0.009）、术前合并糖尿病（OR=3.062，95%CI 1.091~8.589，P=0.034）、病灶位于胃体-胃窦（OR=3.121，95% CI 1.052~9.251，P=0.040）、术中网膜囊切除（OR=6.209，95% CI 2.084~18.478，P=0.001）、术中高于D2站淋巴结清扫（OR=3.114，95% CI 1.044~9.281，P=0.042）、术中联合脏器切除（OR=5.063，95% CI 1.473~17.400，P=0.010）、术前TNM分期为Ⅲ期（OR=4.973，95% CI 1.189~20.792，P=0.028）是胃癌根治术后胰瘘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建立胃癌患者根治术后发生胰瘘的风险预测方程为P=-8.619+1.670X1+1.595X2+1.119X3+1.138X4+1.826X5+1.136X6+1.622X7+1.604X8，各因素X为二项赋值（0或1），其中X1~X8分别为性别（男性为1）、年龄（≥60岁为1）、术前糖尿病史（有为1）、病灶部位（胃体-胃窦为1）、术中是否网膜囊切除（是为1）、术中是否高于D2站淋巴结清扫（是为1）、术中是否联合脏器切除（是为1）、术前TNM分期（Ⅲ期为1）。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P=0.395）。应用风险预测评分模型判断胰瘘发生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16（95% CI 0.872~0.960）（P<0.01）；评分≥5分患者发生胰瘘的概率为40.90%，评分<5分患者发生胰瘘的概率为3.35%。结论胃癌根治术后胰瘘的发生与多种危险因素密切相关。通过建立胃癌根治术后胰瘘发生风险预测评分模型，围术期能够有效识别根治术后胰瘘发生高风险的患者。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处于不同遗传风险下的儿童少年近视屈光与近距离工作的关联。方法于2016年9—12月，以天津市南开区和红桥区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两个区各1所小学和初中的553名6~14岁儿童少年为研究对象。使用全自动电脑验光仪测量屈光度并进行近距离工作情况问卷调查；对选定的近视易感基因中11个单核苷酸多态性进行检测，并对个体的遗传风险（GRS）进行评分。根据遗传风险评分分组后，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近视与近距离工作的关系，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近距离工作与屈光度的关联。结果553名对象的年龄为（9.8±2.5）岁，其中男生295名（53.3%）；近视的总体检出率为62.0%；等效球镜屈光度（SER）为（-1.30±1.85）D。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GRS低风险组中，与持续近距离工作时长<0.5 h者相比，持续近距离工作时长≥0.5 h者近视患病风险较高［OR（95%CI）值为2.64（1.07， 6.52）］；GRS中度风险组中，随着每日使用电脑时长的增加，近视患病风险升高［OR（95%CI）值为2.14（1.03， 4.77）］；GRS高风险组中，随着每日读写总时长的增加，近视患病风险随之增加［OR（95%CI）值为1.27（1.01， 1.59）］。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GRS低风险组中，每日读写总时长和使用手机时长每增加1 h，SER分别下降0.18 D（95%CI：-0.30， -0.07）和0.95 D（95%CI：-1.51， -0.39）；GRS中度风险组中，每日读写总时长和使用电脑时长每增加1 h，SER则分别下降0.25 D（95%CI：-0.31， -0.18）和0.57 D（95%CI：-0.97， -0.18）；GRS高风险组中，每日读写总时长每增加1 h，SER则下降0.33 D（95%CI：-0.43， -0.22）。结论≥0.5 h的持续近距离工作、每日使用电脑时长、每日读写总时长和每日使用手机时长与儿童少年近视屈光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