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汇报中强调新时期的科学技术是推动我国经济的第一力量。在此情况下,调动人员的积极性成为增强公司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的科技创新实施活动中,现有的人员储备资金规模往往不能适应所有的科学技术需求,如果公司不能接受全部想法就会造成一些设想不能通过公开渠道实施,一旦他们认为自己的想法会为公司带来价值,就可以促使他们转向采用非官方渠道进行。这种不顾上司命令、私自实施创新思维的行为,被称之为越轨式创新行为,即指个体为了避免或不顾上司否决,认为自己的想法会为公司带来价值,因而利用非常规方法继续深耕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往往可以给公司带来颠覆性的新产品,从而推动产业未来,甚至促进新时代发展本文主要以企业工员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代入威权领导特质对企业员工不同程度创造性活动的影响,来探讨越轨创新行为的发展过程及其价值性,并同时基于此基础中将心理授权与组织创新氛围带入到该模型中;本研究试图探讨企业和组织的领导对个体成员的创新活动的影响。
简介:中国是遭受过战争创伤的国家,且在近代有一系列战败的历史。竞技体育在中国只能成为一种建立在医治战争创伤基础之上的治疗仪式。在仪式治疗的市场需求原则的支配下,中国的国家体育总局依然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主体性国家管理机构。现代社会更像一种成人社会,国家体育总局则是中国式成人仪式的主导者。国家体育总局还承担着现代社会中驱魔仪式主体职能,其外在的表征则是胜利仪式。中国体育所制造出来的高度幻想化的乐观主义精神源于更为实用的巫术传统。国家体育总局在文化学的高度上看更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国家体育总局作为一种新时代的社会机构,依然会发挥其无法替代的文化功能。
简介:在过去20年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基于地方实践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国也即将在国家层面出台有关公民社会管理的新规。北京的实践表明,地方官员对民间社团的认识并未对民间社团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而公共福利的地方化、将公共福利的配送与官员的仕途升迁挂钩,则共同推动了政府与民间社团进行合作的认识。然而,这一认识又因国外民间组织对抗政府的案例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政府主导经济的强劲发展而受到冲击。种种矛盾认识的彼此融合形成了协商式威权主义模式。这种模式鼓励相对自治的民间社团的自主发展,也提倡政府采取更加间接的管控机制。协商式威权主义促进了中国的地方政府治理。这就挑战了威权体制之下无法产生自治的公民社会以及公民社会是民主化指标的观念。
简介:分析台湾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前这一威权体制时期下的环境抗争与政府回应的阶段性变化表明:1980年至1987年的环境抗争主要以自力救济为主,使用围堵和身体暴力等较为传统的抗争手法,这一时期政府对环境抗争的回应采取了较为克制和容忍的态度,因而环境抗争也较能取得成功;解严后,环境抗争进入一个爆发期,集会游行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抗争形式,政府也一改过去对环境抗争的容忍态度而转向强力压制。但压制的效果却是使环境抗争进一步反弹上升;在1992年以后,政府更依赖于法律来处理环境纠纷和因应环境问题,逐渐形成地方化和例行化的抗议处理风格,环境抗争亦走向温和化和常态化,发生暴力的可能性也大为降低。台湾经验对于大陆的启示在于:一方面在面对环境抗争时应当尽快建立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因应方式;另一方面应认识到包括环境抗争在内的社会力本身也可以成为制度和法治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