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要积极吸取当代政治发展中的新经验，还要追溯古代治理实践中的合理成分。中国古代的王道理念可以被视为一种关于治理的理想、方法和实践，其中包含着一系列协商理念以及制度安排。协商、交往均通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具有丰富形式的实践，并且先于选举政治而存在。中国协商政治受益于王道理念，同时也是王道理念的一种形式和方法。王道原则和价值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可以理解为一种民主协商的原则和理念，而协商民主是实现王道治理的一种较佳的制度形式和方法。这一认识或许能够为当代国家治理的改善提供一种新视角和解决思路。

简介：中国梦的提出,赋予了公民意识以新的时代内涵,对公民意识教育提出了紧迫的现实要求。当前,应准确把握中国梦视阈中公民意识教育的科学内涵和时代要求,优化方法路径,大力提升公民意识教育实效,凝聚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

简介：1951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清理中、内层运动，是一场旨在清除党政军机关内部反革命分子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它的发动是一系列历史合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镇反政策是其思想基础，各地党政军机关暴露出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是其现实依据，而黄祖炎事件则是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毛泽东发动的清理中、内层运动。既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内自身纯洁性建设史上的一次成功实践。

简介：美国专利法中的专利标示规则散见于其《专利法》及有代表性的判例之中。美国专利法规定了专利权利人和被许可人的专利标示义务，标示义务及于产品专利和方法专利。“实质性总体”标准、替代性标准（alternativemarkingprovisions）、“足够清晰的纽带”（thesufficientlyclearnexus）标准是专利标示是否合法的判断标准。美国专利法还规定了专利权人实施不当标示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责任的承担原则。

简介：行政信访改革成为近几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热门话题.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可以移植申诉专员制度改革行政信访,并提出了人大信访委员会模式.申诉专员制度拥有许多优点,但好的制度不代表是适宜的制度.在对其进行一番冷思考后,申诉专员制度与我国的政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存在着诸多冲突.该制度的移植不仅在原则上不被允许,即使改造后引进,在现行制度结构下的改革效果也十分有限.分解行政信访功能,弱化直至废除纠纷解决功能,解决行政信访功能错位的现实问题,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信访改革路径.

简介：组织是集体行动系统,一切集体行动的开展,都不得不求助于组织的形式。组织之所以能够成为有序和有效率的集体行动方式,是因为规则于其中发挥着作用。所以,一切组织都需要求助于规则,特别是官僚制组织,把对规则的建立和应用诠释到了极致。尽管规则带来的是行动目标的一致性,使行动者的关系得到了较好的协调,但是,规则毕竟是一种压制人的力量,他使人异化为工具性的组织成员,泯灭了组织成员作为人的个性。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规则成了束缚行动者手脚的因素,让行动者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无法获得开展行动和随机应对的自主性。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也就是说,集体行动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一种合作行动系统正在成长并可望取代现代性的组织模式。这种合作行动系统可以称作为合作制组织,它将告别对规则的高度依赖的状况。

简介：郑畅在《天中学刊》2013年第6期撰文认为，婚姻财产制契约在西方国家十分普遍，但在我国则刚开始发展。对于婚姻，传统上人们将其当作一种家庭关系、社会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随着离婚率的升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订立婚前财产合同或者进行婚前财产公证，以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在离婚时免受侵害。

简介：大陆社区矫正走出传统管控模式,必以观护为旨归。观护包摄了刑罚执行和权益保护之义,观察则突出了行刑的主要方法。尽管社区矫正的应然节律是观察、行为引导、行为干预、必要时予以惩诫,但观察却不表明管理者不作为,令惩诫措施设而不用或设而少用,有效发挥观察的常规作用,都要求其细化处置措施。设置"中途住所";畅通管理渠道和强化异地接管环节;规范电子监控技术,也都是保证观察到位的基本条件,都须有所作为。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诉案件中的刑事和解程序，刑事和解制度被“正名”并走上法制化道路。刑事和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刑事和解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对于纠纷解决的部分主动权、参与权与决定权。这标志着中国传统的以“国家—被告人”为中心、以惩罚和报应为主要目的的刑事纠纷解决模式正在发生转变，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恢复正义模式正逐渐踏上历史舞台。作为刑事和解制度中最基本的构成部分和实施主体，加害人、被害人、公权力机关、及其他参与人都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刑事和解中各方地位的确定及作用的认定，对于刑事和解的顺利进行及功能的发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简介：军队院校深化任职教育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为此，任职教育需要教员完成角色转换，即从院校教员转向部队指挥员，从理论问题研究者转向实践问题研究者，从教学的“独白”者转向“对话”的组织者，才能肩负起为实现强军目标培养能打仗、打胜仗的军事人才的使命。

简介：从功能上看,美国俚语有其自然属性,它与社会性别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俚语作为研究对象是有价值的.通过分析美国俚语所关注的人群发现,美国俚语和流行文化中存在性别歧视现象.

简介：大部制改革深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改革延误成本，包括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相关配套体制改革的滞后以及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上的落后所导致的改革延误的代价。其成因主要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锁定、中央政府改革经验及理论知识的缺乏、国家意识形态的刚性、传统政治的影响以及官僚群体的惰性。为了使改革突破迟滞胶着的状态，必须对改革延误成本进行合理摊销，主要方式有：公民社会的“反哺”、制度创新红利的“对冲”、增量改革的“贡献”、存量体制的“支撑”。

简介：对我而言,研究中国传统法最主要的问题是寻得一个恰当立场。中国人从未清楚表达或详细解释他们的法律原则,而中国传统法制与我们的习惯大相径庭,以至于不能单纯地从西方法的术语出发来理解中国的传统法。然而,既然中国传统法制是一套以法典为核心的复杂体系,那么一定存在某种途径可以对其进行研究。[1]本文展现了作者探寻研究途径的努力,通过对《大清律例》的内在分析,探寻了从中国人的视角研究中国法律原则的可能性。本文仅是这类分析的第一步:对法典中关于“贼盗”篇(在英语中可翻译为theft)的研究。

简介：运动式治理与治理制度化是我国的社会治理反复摇摆、纠结的悖论式命题。从现有的实践来看，一旦一种运动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社会治理者就会审时度势进行策略变化。这导致治理制度化的程度始终受制于运动式治理的政治表达和短期目标的实现。只有当执政者无法单纯依靠强制来维系治理权力的有效性，转而需要借助法律媒介获得普遍化的合法性效力时，法院才有可能完成由“刀把子”向“裁判者”的功能转换。

简介：一、问题导入本文缘起于引起巨大争议的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案。对于此案的案情,没有必要赘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同样的案件事实,不同法院却有着不同的认定,一波三折。2010年7月15日,本案一审法院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昌奎所犯故意杀人罪,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罪行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虽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1]

简介：网络谣言如清泉可以为“信息饥渴”的民众传递事件信息,同时也像雪球一样可以迅速扩散信息从而引发“信息雪崩”的风险.2013年两院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展现了网络谣言风险中政府与网民的博弈.政府应正视网民在网络谣言中的诉求信息,及时处理其话语博弈信息,“耗散”网络谣言的“风险能量”,缓释网络谣言的潜在风险,达到在网络谣言风险博弈中的均衡状态,降低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简介：推进“三化”建设是我市今后工作的战略任务和主攻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村镇的规划和建设，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产生活，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搞好村镇规划和建设，发展村镇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更有利于城乡二元结构破除，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建设。

简介：当前,在公安“大教育、大培训”的宏观格局下,突出强调公安实战应用能力已经不可动摇地成为公安教育、培训的核心内容和终极目标.公安情境模拟教学法对于实现这一核心内容和终极目标无疑具有独特的优势.公安情境模拟教学一般可分为办案情境、案卷演示情境、多媒体展示情境、表演体会情境.相对应有实战型教学情境在公安教学中的应用、实训型教学情境在公安教学中的应用、问题型教学情境在公安教学中的应用、合作学习型教学情境在公安教学中的应用以及练习型教学情境在公安教学中的应用.

简介：城镇化在本质上是人的城镇化和城镇的人本化的统一。推进城镇化不仅仅是为了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打造适宜人们居住的人文城市。而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往往看重的是其规模和速度,看重的是经济效益,对城镇化的文化考量不够,以至造成了大量的＂建设性破坏＂和＂文化硬伤＂。为此,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文为基＂,以文化之道引领城市建设,增强城市的文化涵养,实现城镇化与文化的融合发展。

简介：以简便、灵活、迅速著称的小额诉讼程序,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中,首次以立法的方式确立于新民事诉讼法。但新制度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随之成为了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讨论的焦点：＂公正为基础,效益为关键＂,司法实践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来保障最低限度的正义;同时,采取严格限制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方式,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在新立法下失去异议权支撑的小额诉讼,在今后的司法立法中,应当以赋予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的形式,抑或建立＂特别上告＂制度等立法性保护措施,来完善小额诉讼一审终审的权利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