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主要运用皮尔斯符号学原理来探讨关于身份问题的叙述理论,同时也考察叙述对自我的建构过程。自我作为符号过程实体存在于意识的三个阶段,正好对应皮尔斯的三个现象范畴:肉体、社会与精神意识。笔者认为社会意识是一种双面的意识,由自我与非自我构成,该种意识通过“我和你”的关系得到体现。这种关系是自我叙述的基本模式。是了解、爱与叙述的基础。也即是说,爱别人的行为调节人对智慧的欲望,要了解自我则必须有爱。基于这个问题,笔者试图探讨蒙田的自传性作品《随笔录》,主要关注蒙田与埃蒂安·德拉博埃蒂间的友谊。这段友谊阐明了对话性的爱是一种构建自我的方式。也就是说,这种友谊创造了一种叙述话语,叙述自我通过这一话语能够获得个人身份,而这一个人身份则是群体自我的一部分。
简介:历史叙述在我们的文化记忆、艺术与身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者与读者用符际空间,利用社会文化语境、文化记忆和回忆行为(包括他们的个人文化记忆)去创造或阐释文本的意义。"纠缠的记忆"是指这一空间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不同的现象,并将不同时空语境下的历史叙述连接起来。本文首先分析不同的时间(包括历史的、现在的、神话的、和虚构的)与空间的(包括地理的、神话的与虚构的)建构如何在历史与神话叙述中相互作用,以及这些叙述如何影响集体文化记忆和身份。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集体和个人文化记忆如何被卷入历史、神话叙述以及当代文化。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是通过研究爱沙尼亚和芬兰的文学作品来分析该类叙述中的符号间性机制。索菲·奥克萨宁的小说《清洗》再现了爱沙尼亚二战后的历史事件,安东·汉森·塔姆瑟尔的戏剧《朱迪思》用一种新的方式重释了《旧约》中朱迪思的故事,将朱迪思的故事与萨洛米的故事以及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话语联系起来。本文最后一部分分析了几个世纪以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叙述意义和主题在爱沙尼亚的文化中,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的语境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