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必须通过生产力、社会进步、人的发展等标准加以评判。同时,处于一定社会阶段的文化是特定阶级或阶层根本利益的观念反映,具有一定的阶级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又是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推劫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民大众的文化,是先进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简介:以《中国法律之批判》(1942年)为中心来解读和把握蔡枢衡的历史社会法则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及其综合见解分析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来挖掘这种深刻性背后法学思想产生的内在机理。蔡枢衡的深刻性在于,从法理学的角度审视中国近代法学的发展,以及对关于中国法学的“幼稚”进行判断,尤其是他研究当时中国法的现状,并表达“去西方化与寻找中国性”的目标。但是如何“寻找法的中国性”,如何“去西方化”则产生了一个悖论:一方面,近化法学的“中国性”不能不“存”;另一方面,在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中,“西化”未必能“去”,因为继受而来的西法,可以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并被继承,从而被中国固有传统所内化。蔡枢衡所勾勒的近代中国法学变乱之背景,以及揭示各种新潮法理狼奔豕突的春秋笔法,无疑是对西方法学理论的一种有效的“祛魅”,并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法学”批判文风和传统,开启了近代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研究的道路和方向。
简介:本文旨在研究政府绩效的内部主观评价是否会受到一些情景化因素和评价者个体特征的显著影响而扭曲。在B.Stipak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本土情景化变量对其模型进行改进,利用对安徽省85个乡镇的领导班子成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绩效内部主观评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结果表明:政府绩效内部主观评价者的人口学特征对其主观评价的影响并不显著;与政府内部普通工作人员相比,领导班子成员会故意夸大政府绩效;普通工作人员与主要领导者的个人关系可能会干扰其对政府绩效的公正评价。文章得出结论认为,进行政府绩效内部主观评价,如果能控制一些情景化的因素,其评价结果不会随着评价者的人口学特征而产生较大波动,是基本稳定、有效和可信的。
简介:公共舆论与司法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争议,在近年来的一些重大“舆情公案”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过对“李国和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人们一直指陈“舆论干预司法”、“舆论审判”、“多数暴力”等弊害,但是舆论并未直接进入司法体系,而是通过输入政治运行系统并以法外“政治合法性”的路径和方式介入司法过程的。这种法外“政治合法性”的介入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公共舆论介入司法过程的特殊路径与不良后果,源于我国当下“政法化”的司法体制和长久以来形成的法学“意识形态”。因此,要采取各种措施消除法外“政治合法性”的不良影响,实现公共舆论与司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平衡关系。
简介:与正统的解释相比,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危机根源的说法更具有说服力。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经济危机会周期性爆发,也不能解释什么样的内在机制有助于资本主义从经济萧条转为经济繁荣。马克思把危机视为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暂时的和不得已的手段。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也主要关注资本主义怎么进入危机,而不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出来。本文主要考察目前流行的理论解释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中的两个过程的能力以及这些理论的内在一致性,并提供一些经验性的检验依据。实际上,目前的所有解释都不是非常令人满意,所给出的证据也远不是结论性的。本文尝试提出一个基于比例失调和不断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的综合性解释模型。
简介:行政所推行和执掌的政务与政事,不仅限于国家的政治性事务,也不仅是政府的事。行政同人类社会与生俱来,并作用于人类社会。行政可分为前国家行政、国家行政、后国家行政等历史类型。国家行政主要侧重于政治域的立法行政、司法行政、政府行政及政党行政等。应基于自然与社会,行政与社会、政治与社会,政治与国家、行政与国家、政治与行政,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治、政党与行政,现代性与现代化、社会性与社会化等相互关系,从时间与空间交织理念的维度,分析论证行政社会化与行政现代化的辩证关系问题,以实现对西方发达国家行政社会化的时空穿越,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社会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