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现代科技发展十分迅猛,对宪法和宪法学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文章两位作者就现代科技发展对宪法(学)发展的贡献,现代科技发展对宪法(学)的冲击和挑战,特别是器官移植与生命权、克隆人与宪法价值、基因检测与公民的平等权、信息传播与公民的隐私权、因特网技术与宪政体制和基本权利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宪法(学)也不是消极地应对科技的发展,而是积极地回应,一方面给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也为限制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提出有效的对策.现代科技的发展应该回归到宪法的价值体制之内.

简介：民主与独裁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80年的光辉历程中，在与反动派的独裁专制政治和传统封建思想的奋力搏战中，逐步而艰难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虽然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仍然艰难而漫长，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坚冰已打破，航道已开通，一个文明、民主、富强的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定会自豪地矗立在世界的东方。

简介：民法学界对诚信的研究主要限于对诚实信用原则的研究,围绕着诚信原则的法律概念而展开。事实上,诚信原则与诚信虽然密不可分,但也存在很大差别。诚信本身具有多元性,其实质并不能完全靠精确的概念阐释来体现。如此,拘泥于诚信原则概念的法学研究范式必然会陷入困境。诚信的实质在于诚信的制度基础,法学界要突破对诚信问题的研究,应该站在原则与制度统一的高度,从多个面向展开。既要从法律制度演化的角度来审视诚信,也要注意到诚信原则在法律塑造中的边界。

简介：对集资建房所引起的法律问题的思考时天源，黄振先，符莲香自１９８５年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以来，随着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的提出和逐步实施，集资建房在全国城镇已成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的一个主要形式。据１９８８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工会工...

简介：

简介：法治的原则和精神要求刑事政策在防控犯罪时寻求与法律的和谐发展，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因理性架构的缺失，阻碍着法治建设的进程，很有必要对之从宏观和微观上进行重构。就微观层面而言，须重视刑事政策要素内涵调整、机制与原则确立、渊与流的合理协调；就宏观层面而言，刑事政策理性架构的核心在于刑事政策要自觉地沿着法治化的道路运行，刑事政策的制定和运行要纳入法治的框架，在法治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

简介：通过对中外电子交易立法的研究，综合出了电子交易的法律模型框图。指出了电子交易立法中存在的不足并对某些概念作了更清晰的阐述，提出了对电子交易特点的看法，归纳了电子交易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探讨了电子交易安全与技术发展、社会环境因素的关系。

简介：米健（主持人）：“中国民法建设论坛”第三场正式开场，论题是“德国民法的继受与台湾民法的发展”。“中国民法建设论坛”是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和比较法研究所联合主办的高层次学术论坛，意在邀请国内外著名民法学家，对中国民法发展提出建设性构想并加以争鸣。首先，我要满怀敬意地介绍今天下午的主讲人，中国当今最重要的民法学家、台湾优遇大法官、台湾大学教授王泽鉴先生。可以说，王泽鉴教授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共同的举足轻重的法学家，他在中国民法学上的贡献，堪称当今之最，是和史尚宽老师一样的高峰。

简介：在诠释学的语境之下，刑法解释是一个诠释性的概念，是指正义理念、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的相互对应。刑法解释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体，两者不可缺一。刑法解释的必要性，实际上是刑事法治和司法实践的要求，而刑法解释的可能性，则是司法运作和实现法治的基础。

简介：权利义务既是分析法律问题的逻辑线索，也是分析社会关系的基本线索。无论法治国家还是和谐社会，均须厘定什么是公民的权利，什么是公民的义务，并健全权利一义务文化观念。从演化脉络上看，公民权利已从自由权中心转向福利权保护，公民义务已从自然义务转向社会义务。其中，公民权利与利益的区别、权利的复杂化和过程化趋势、公民基本义务的设定理由等问题非常值得关注。只有厘定公民真正的权利和义务，才能真正保护人权，真正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和法治国家的建构。

简介：

简介：本文主要讨论比较公法。第一部分描述美国的情况，进而将之与法国进行比较。试图理解司法裁决特别是有关公法领域内的司法裁判时，进行比较能够帮助我们更生动地说明政治背景的重要性；这是我们进行这一比较的原因。第二部分尝试美国与法国的比较，在这两种法律制度对待外国法的现行态度和比较方法之间，还提出了一些令人惊奇的（和令人困惑的）部分相似之处。

简介：评价与民意相趋同的判决是否具有正当性应立足于对裁判理由的审视。尽管司法民主具有诸多良性社会功效,但其实现过程仍需经由法律程序的引导,社会公众任意介入司法并不能得到宪法规范的合法证成。自尼采提出＂上帝已死＂和韦伯的＂世界祛魅＂后,价值多元解构了独断正义,个案中的民意与正义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是故,无论司法民主还是个案正义,单独都不能充当民意判决的正当理由。然而,现实中的公众意见总是能够与法律规范交叠重合。在将法律和民意分别视为操作性理由和辅助性理由后,法官基于多元理由而作成的判决,尽管符合民意,但却不失正当。

简介：社会的转型,导致了当前经济生活中信用的普遍缺失,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通过法制途径推进信用体系的重建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简介：斯蒂芬在《自由·平等·博爱》一书中对民主社会这三大信条进行了严词批驳。在他看来,自由是有秩序的自由,平等是法律之下的平等,而博爱则是一种与自由社会不相容的价值。穆勒式的自我防卫自由观太过简化,可能物极必反走向奴役;自由依赖于合理的强制,过分地取消对自由的限制不是促进自由,而是扼杀自由;自由只具有工具性价值,本身并不具有内在的价值。平等的实际意义只是法律之下的平等。这种平等要求法本身是正义的。如果法律没有超验的权威,那么法治就是一句空话,自由也无法得到保障。博爱不容于自由,穆勒的观点在人性观、历史观、实践上都是错误的。斯蒂芬并非崇拜权力的威权主义,其保守主义立场也不是因循守旧的代名词。作为刑法学者,斯蒂芬的理论值得中国刑法学界倾听,它可以让我们反思犯罪论中法益理论和刑罚论中的人道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人造的体系都是有缺陷的,理论的不完美是必然的,总有一些知识在体系之外。

简介：我国现行刑法中仅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而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并在其他国家广泛承认的犯罪排除事由。例如自救、正当业务行为、同意，在刑法上并没有涉及。且在实践中出现了自救行为、同意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为此．笔者从我国现有对排除犯罪事由的研究出发．通过转换研究的整体思路，从以评价体系为中心的框架，变更为以评价对象为中心的框架，通过对国外相关理论成果的借鉴，构筑了中国刑法理论中的行为概念．再通过发挥该行为概念的界定功能．为排除犯罪事由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基础平台．以有力地弥补中国耦合式犯罪构成封闭性的缺陷。

简介：在目前国内有关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中，均存在着过度抬高被害人地位的问题，似乎只要被害人谅解犯罪嫌疑人，案件就可以无条件地适用刑事和解。而从本质上讲，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协议能否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并导致量刑上的从宽处理，既取决于被害人有无刑事实体处分权，也受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的制约。因此，被害人的谅解并不是刑事和解的核心要素，应当重视犯罪客体在刑事和解中的价值，它决定着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有无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简介：晚近两、三个世纪以来，真正成功地营建出一个全球帝国的，既不是老美，也不是苏修，而是英帝国，所谓的大英帝国也。在逐步取代“海上马车夫”荷兰，再一役击溃西班牙之后，英人秉持事功精神，蹈扬实践理性，稳扎稳打，合纵连横，终于将自己的军事、种族和文化影响，突进欧陆，散播全球。一个大西洋岛国的方言，随风起势，乌焉成马，居然慢慢变成全球通用语言，尽管匪夷所思，可事实在前，而事实就是事实，不管乐意不乐意，都是不得不承认的。

简介：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和教义要求，《圣经》中潜藏着对商事活动的鼓励态度，在买卖、度量衡、契约、债、借贷、放债取利等一系列规定中，《圣经》体现了商事活动中诚实、公平、平等、仁爱的基本准则，从而对后世的价值体系、商业规则，对民商法的基本精神及某些法律部门、法律制度的形成有重大推动作用。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31次会议于2000年9月20日通过《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司法解释是对1997年修改的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二节走私罪的重要补充，也是对2000年7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海关法的决定，确立联合缉私、统一处理、综合治理的缉私新体制，国家在海关总署设立专门侦察走私犯罪的公安机构，严惩走私犯罪活动的积极回应，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对该司法解释中若干问题的理解与适用发表个人观点，供探讨。　　一、走私犯罪是行为犯抑或结果犯　　有一种观点认为走私犯罪是行为犯，理由是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