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出现的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是孙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国同盟会”。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掀开了我国历史新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新时期我国多党合作实现制度化、法制化。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简介：佛教被纳入监狱系统,用以对监犯进行教诲,即＂佛教入监＂在民国时期经历了一个从局部到全局的推演进程。信奉佛教的司法官（陶思曾、居正等）,在此推演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佛教入监＂并非毫无阻力,其常受到来自世俗人士的质疑以及基督文明的挑战,对佛教在监狱教诲中的地位形成了冲击。虽遭受多方夹击,但＂佛教入监＂之势并未消退,与其从局部到全局的推演进程背后的推手一样,除司法官个人因素之外,更深层次则是民族主义在司法领域的逐渐渗透所致,反映了民族主义之下国人对于本体文化的自觉与对＂文化侵略＂者的抵抗。

简介："二战"以后政党公共资助制度在各个国家普遍兴起,反映出宪政民主发展的新动向。该制度的立法目的主要表现为利用政党制度的健康发展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限制金钱对政治的过度影响、实现选举权的绝对形式平等。但是该制度在实践中也面临许多问题。突出地表现为该制度对国家政治和政党内部治理结构的反民主性的影响:过度修正了金钱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削弱了政党活动对民主政治的一些积极影响,并在民主政治中造成新的不平等即政党间的不平等。为了克服这些消极影响、发挥政党公共资助的积极作用,有必要加强宪法审查机关和选民的双重制衡。

简介：法治是民主政体的最理想的状态,是法律化了的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因此,一个国家法治理想的能否实现关键就在于有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政党体制,或者说其法治建设就是这个国家形成与法治社会相一致的合格的、合理的政党结构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是使政党的活动民主化和法治化,它不仅要求执政党领导人民建构一套科学的法律体系,而且要求使政党的活动纳入法律的轨道。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法治国家的建设就是政党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建设。所以,我们应从政党的角度来思考法治国家建设问题,并把"以法治党"作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简介：依法管理藏传佛教宗教事务是法治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当前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管理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和不足。应当通过健全、完善藏传佛教宗教事务法律制度使管理有法可依；通过切实转变观念、提高思想认识、树立群众观念、培养服务意识来提升管理能力；通过利用高等院校、依托地方党校等对各级宗教干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和政策、法律、法规的培训来提高藏传佛教宗教事务执法能力。

简介：民间规约是民间社会组织的自治规范,是除法律外的治理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方法和机制之一。通过对民间规约中佛教规约的个别研究与分析,发现由于＂信仰＂的原因,佛教规约为＂佛教人＂所熟知,并发挥着强制性的约束力。佛教规约有着广泛的适用性与实用性。在法治社会的构造与反思中,由佛教规约引发的启迪颇多。深究佛教规约的实质内涵,分析其功能和限度,有助于在法治建设中为有效社会治理、形成良好秩序奉献力量。

简介：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杰出的政治家和法学家，是新中国人民民主法制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董必武提出了一系列较为系统的法制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宝库。特别是他关于执政党、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法制三者之间关系远见卓识的深刻见解，很好地兼顾了政治性、人民性和法制的相对独立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法制建设。董老关于执政党、人民和法制辩证关系的认识与“三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三个至上”的司法理念一脉相承。在当今建设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认真总结和深入学习董老的这一法制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简介：依法执政的提出使得"执政"作为一个全新概念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与此相应,与执政相关的同类概念还有执政权、执政党、执政者。那么,领导与执政、领导党与执政党、领导权与执政权、执政党与执政者以及党内、党外不同领域的区分等。这五对概念是研究依法执政的关键性概念,也是促进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关键性因素。领导与执政属于两种行为的区分,领导党与执政党属于两种身份的区分,领导权与执政权表现为两种权力的区分,执政者与执政党表现为两种角色的区分,党内与党外表现为两个活动领域的区分。当然,这一区分也是在相互有机统一基础之上的区分,其相互之间存在着既区分又融合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