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学术界畅行不衰的“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的.该“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领域迄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既包括狭义的历史学者用考古资料来补正历史文献,亦包括考古学者通过运用历史典籍来解读和印证考古发掘资料.例如:久负盛名的临淄齐国故城五号东周墓的殉马坑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的,年代是春秋晚期,关于该墓墓主的认定便是借助了传世历史文献.伴随着各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相互渗透,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出现了“多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合成作战,联合攻关,形成多重证据,是在新时代对“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通过对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中殉马数量的研究及骨骼等的鉴定,不仅能识别这些殉马的马龄并发现体质的变化,甚至能够揭示出其品种来源和饲养方式及养马业的发展规模等多方面的情况,而这就得通过兽医学、生物学乃至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介入以获得多重证据、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运用由“二重证据法”发展而来的“多重证据法”,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就能够深入地揭示东周时期的齐文化,对东周齐文化的深入探讨应该是由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来共同进行的.
简介:<正>对朱熹与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国内外已有不少评论。褒者常常引用美国R.A.尤里达教授的话:“现今的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的独有成果和财富,也不仅仅是亚理士多德、欧几里德、哥白尼和牛顿的财产——其中也有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劳。”(《中国古代的物理学和自然观》,见《美国物理学杂志》43卷第2期)李约瑟也说:“从科学史的观点来看,或许可以说,他(指朱熹)的成就要比托马斯·阿奎那大得多。”(《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2卷506页)贬者则认为当程朱理学被奉为官学以后,统治中国七百余年,在此期间,我国科学技术就由宋元高峰渐趋跌落。十六世纪以后西方近代科学革命骤起,距离越来越大,造成了一百多年来的落后局面,以至今日之艰难,对此,理学难辞其咎。这是一个颇为令人困惑的问题,需要作进一步探索。
简介: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以及相应的实验技术的精细化,意志自由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重视,认可意志自由的现实存在的哲学家与持质疑态度的神经科学家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对立。立足于这一背景,从对李贝特实验的解析出发,我们试图批驳将包括自主决断等复杂的精神活动在内的人的所有行为均可还原为大脑的物理化学反应机制的“神经过程决定论”及“生物主义的还原论”;基于“精神活动依赖于生理学意义上的物质基础,但并不等同于这一物质基础”以及“行为的原因不同于行为的理由”等鲜明理据,有力地论证人的意志自由、人的自主决断之客观真实的存在,并揭示这种开放性的决断并非取决于因果先定的大脑活动,而是具有不受自然界因果必然性支配的特征。
简介:9月22—26日在上海大学召开,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上海大学、德国莱布尼茨汉诺大学共同主办。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布朗(HarveyBrown)教授、德国莱布尼茨汉诺大学科学哲学与伦理中心主任胡恩(PaulHoyningen—Huene)教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公司治理和经济伦理中心主任绍尔茨(MarkusScholz)、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哲学系凯瑞尔(MartinCarrier)教授和门克(CornelisMenke)教授、德国马格德堡哲学系莱尔(HolgerLyre)教授,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与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部分师生约7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议题包括量子力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科学哲学史、生态哲学、认知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以及技术哲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