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对人的问题的思考体现出一种内在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辩证统一.内在连续性是指马克思探讨的主题是人的本质与人的解放问题,而非连续性则指他对该主题探讨的思路前后期具有较大的区别.这些区别主要是,阶段对人的问题的思考是从自我意识出发,时期转向人的生活世界,而时期则立足市民社会,其思路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变迁"特征.

简介：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今年初又提出”以德治国”，由此使“德”与“法”并举相济，成为我党治国施政的基本方略。江总书记“德法相济”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无论是德与法本身的含义，还是德与法在治国中的地位，都与我国古代儒家的“以礼治国，德主刑辅”、“德礼刑罚，相须为用”的治国思想有着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德和法，在人民性上实现了有机统一，德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法是体现人民利益的良法。“德法相济”就是要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德和法，加强党的建设，治理国家，实现民族强盛。

简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问题，必须始终坚持这一战略方针，把教育与管理、德治与法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双管齐下，综合治理。

简介：年鉴学派作为20世纪最负盛名的史学流派,其总体史研究、跨学科研究和问题史学的观点对世界史学的发展影响巨大,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亦可以看作是史学发展的螺旋式上升。

简介：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保证.

简介：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治理方略对一个单位的职工队伍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可以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法律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可以不断凝聚单位职工的人心,增强单位职工的战斗力。

简介：加入WTO之后，中国银行业将按照由沿海到内地，由外币到本币的次序，渐进式地对外资银行开放。对于内地城市来说，外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地方银行同台共舞的竞争格局即将形成。勿庸讳言，与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在技术手段、管理水平、服务水平、人员素质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面对即将到来的冲击与挑战，作为地方银行的城市信用联社，更应从现在起正视现实，未雨绸缪，客观评价优势，

简介：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道德法律资源交流中，确立起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是当前我国道德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任何伦理道德体系的形成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意识形态西方化并不是解决我国现时道德建设问题的途径．必须用历史的眼光，用实践的勇气，扬弃泛道德化和泛法律化的两种倾向，确立德法相融的价值取向。

简介：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过程中,要努力构建德法兼治,双管齐下,相互渗透,融而为一。有效地制约权力、遏制腐败,必须做到道德与法律兼施,不断提高标本兼治,充分发挥道德和法制各自在腐败治理过程中的优势,克服彼此的局限性,构建德法兼治的治腐模式,从而牢固建立起惩防腐败的法律和道德的双重防线。

简介：一个国家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现代化过程中腐败现象的高发具有特定的历史规律，其中制度的变革和基本价值观的缺失构成了腐败行为泛滥的主要原因。因此，从健全制度入手不断强化对腐败行为的外部约束机制是治理腐败的根本路径。与此同时，从世界各国的成熟经验来看，以法律的形式将国家公职人员的从业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制，既是对国家公权力行使人员的职业伦理要求，更是当前我国深化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简介：随着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公民素质培育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从全球范围看,现代公民素质培育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要,而立足我国实际,分析我国现代公民素质培育面临的困境,并以德法公民教育为借鉴探寻我国现代公民素质培育的新路径就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简介：德治和法治,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德治则通过对社会成员的内在价值引导,来达到规范行为的目的.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具有统一的目的性和功能.

简介：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允诺就是允诺人为自己设定的法律，守约是一个人在自然法下的道德义务。道德行为的目的决定行为的实质或定义，并进而决定此行为的义务范围。而道德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当事人试图践行的两种德性：慷慨的德性或交换正义的德性。托马斯·阿奎那实现了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承继和超越，二者共同为民法法系“原因理论”提供哲理基础，并弥补了近现代及当代合同法理论在对合同效力解释力上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