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情况一样,在南斯拉夫,文化艺术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同时既是由共产主义者联盟所控制的官方意识形态,也是一个发出批评声音的领域。在南斯拉夫解体到新国家形成以及从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文化领域失去了其意识形态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几乎不再发挥公共影响,其重要性已远远不如从前,其地位业已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所取代。但是,这场危机也使得被边缘化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有机会成为一种有说服力的、有创造性的因而有可能产生实际影响的思考方式。在社会主义时期出现的审美马克思主义,是对官方文化意识形态的一种乌托邦批评,并与之争夺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地位,而在危机时期,主要是由艺术家们自己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美学(或反美学)结合起来。他们寻找的不是正统的说法而是实用的答案:在从晚期资本主义向后资本主义的转变中,艺术能起到什么作用?它能否重新拥有某种审美乌托邦的视野?但是,他们的努力最终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而是造成了一种'化圆为方——做不可能之事'的情况。在审美和艺术领域,他们所生产的是一种所谓的'真实的乌托邦'——当代性的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简介:现代审美范式经历了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型,又面临着新的美学挑战。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入、后现代主义语境的转换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美学已不再局限于艺术领域,而是向政治、经济、文化、消费领域、日常生活领域扩张。审美动因与经济动因的重合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和前景,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显得极为迫切。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提出了新的解答模式: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他认为,尽管现代社会中很多艺术形态面临着被政治同化的危险,悲剧作为苦难和痛苦的表述,与整个社会的统一幻象保持着一种游离并与社会总体性分裂的力量,拒绝同质化和同构化。考察伊格尔顿对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重要命题,对于当前现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伊格尔顿关于对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思考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集体性智慧的概括总结;其次,伊格尔顿对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提出,可以为我们审视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及艺术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简介:中西方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比较和对话的基础在于,它们都根源于对文学艺术中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思考,都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把使文学与意识形态拉开距离的希望寄托在审美上。同时,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这种研究范式随着现代性反思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后现代冲击的加剧,都显示出局限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最新发展对于中国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应对当下的危机、规避文学本质论的局限性、实现范式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自身的社会性质和文化现状决定了我们要在借鉴西方理论资源的同时,把批判的视角与建设的视角结合起来,找到一条发展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道路。
简介: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周先生以其"和谐论美学"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进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就"和谐论美学"自身发展的逻辑线索和理论内涵看,尤其是在对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关系的阐述上,其主旨与目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确有明显的内通性。这种内通性,从根本上讲,就是与马克思关于审美理想与社会理想相统一理论的内通性。从理论特征上讲,"和谐论美学"本身即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种形式;从理论形成的过程看,"和谐论"基本上是一个历史的结论,而不仅仅是一个逻辑的推论。"和谐论美学"所使用的辩证逻辑方法,也主要是经过马克思改造过的辩证法,而并非直接取自黑格尔。作为一种理论预测,在周先生"三大美的历史形态"的论断中,逻辑结论与历史事实的统一还有待于时间的验证,还经常与具体的审美现象和理论事实发生矛盾和冲突。这一点也成为"和谐论美学"颇为一些学者诟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