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同案不同判”、“同事不同判”问题是当下社会关注的焦点。为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保障司法公正，维护法制统一，2010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检察机关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一种创新的制度，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为完善检察案例制度建设，本文针对当前检察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的问题，从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原则、操作程序、适用方法、废止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求更好地发挥案件指导作用，保障司法公正，维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

简介：通过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主要方式，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可以有效防范和纠正冤错案件。由于检察机关性质定位的不同，抗诉在中外审判监督的形式和条件不尽相同。在我国，抗诉分为对事实认定错误提出的抗诉和对法律适用错误提出的抗诉。当前，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方式主要有抗诉和检察建议。与抗诉相比，检察建议存在法律依据不明确、法律效力弱化等缺陷，只可以作为抗诉的补充形式，因此，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路径，在于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刑事审判监督格局。

简介：故意杀人罪是最为严重的暴力犯罪，也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罪、多发罪。本文故意杀人罪总样本数为493，犯罪人493人，平均每案例造成1．1人死亡，平均宣告刑量为23．75年。在493例样本中，有120例样本属于“基本故意杀人罪”，平均刑量为27．08年。在总样本中，杀死人偿命者仅占49％；杀死两人或以上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则高达85．2％。累犯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高达81．6％；犯罪后自首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仅为22．6％；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仅为10％。

简介：醉酒驾驶行为的危险性是其刑事可罚性的前提,而危险性的大小则应成为危险驾驶罪量刑的主要依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越深,其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受酒精影响就越差,驾驶行为的危险性就越大;同时驾驶车辆的大小及车型不同,对其他道路交通参与人员的危险也不同。因此在确定醉驾案件的基准刑时应以被告人的醉酒程度为主要依据,同时考虑到驾驶车辆本身的危险系数。此外,醉酒驾驶行为的实际危险大小还取决于被告人的驾驶能力、驾驶车辆本身的安全状况、行驶路段的实际交通状况及驾驶行为的实际表现等因素,这些情节在确定从轻处罚或从重处罚时均有重要意义。

简介：刑事和解“花钱买刑”的嫌疑，导致一种普遍的误解。法制宣传和教育的根本在于法治理念的传播，而不是表面上法律条文的诵读。因而和解的有效运转需要从理论上诠释“赔偿减刑”的正当化依据。在逻辑上，“花钱”无法“买刑”，在“花钱买刑”的背后是刑事和解与时下正在推崇的程序本位及程序自治背离的实质。刑事和解能够减刑的一般性正当依据在于，和解针对民间纠纷解决的有效性以及此中具体正义实现的功效。刑事和解赔偿减刑正当性的规范性依据在于，“刑事赔偿”已具有承担部分刑事责任的属性，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下，相应的要求对行为人减轻处罚。在确立非刑罚处罚措施作为刑事责任承担的一般意义上，有必要在刑法中确立和解赔偿减刑的实体法依据，这是和解赔偿减刑制度确立后对刑法修正的要求。

简介：讯问中的高认罪率是封闭空间下长时间讯问的结果。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认罪的追求反映了在客观证据获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侦查对讯问的依赖。讯问制度的改革从中短期考虑，应当平衡讯问查证功能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从长期来考虑，应当在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前提之下开展讯问。

简介：变更管辖制度一直是刑事司法中的热门话题，在近期重大热点案件中也均能看到变更管辖的身影。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变更管辖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包括案件类型异化、启动主体的无序性、与回避制度的割裂等等，而导致这些“怪像”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特有的诉讼构造。因此，对变更管辖制度的分析与反思，离不开对刑事诉讼构造论的发展与创新。基于此，笔者在对北京、新疆、江苏三地实证调查的基础之上，对变更管辖制度进行理论上的解读，并在构造上对变更管辖制度进行重建。

简介：死刑民意实证调查显示，废除非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公众认同和民意基础；在应否用终身刑（无提前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作为死刑代替措施的态度上，尚存在民意与理性的悖论；错案的可能存在可作为引导死刑民意的突破口。

简介：基于犯罪预防需要，有必要在刑事领域就与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法律关系相似的不作为犯罪要素进行研究。网络技术措施是网络时代维权的重要手段，也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维护网络秩序的核心义务，应当在明晰相关技术环节的基础上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犯罪行为的司法判断规则。必须积极探索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合理限制途径，在合理打击网络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实体权利之间，寻求刑法制裁合理扩张与限制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