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关于“道德”与“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古今中外，一直争论不休。仅强调“道德”或只注重“法律”的作用都是片面。道德与法律是相互区别的，它们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道德与法律又是紧密联系的，它们共同作用于国家的治理，不可偏废。在国家治理中，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且法治也是德治的保障；德治和法治又相互作用，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法治是德治的理性升华。我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治国中的作用，今年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将“以德治国”明确地提了出来，指出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党的又一项英明决策，是对邓小平理论关于治国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简介：利益主体多元化与法治的社会基础黄建武一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资源需要通过交换来流动。市场经济中的交换，需以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利益主体地位为条件，否则交换便无法进行。因此，市场经济首先就是要肯定利益主体的存在。市场经济作为交换经济，还意味着，生产者生产的...

简介：社会显秩序是指用权力与法规命令推行的秩序，隐秩序是指由自发的适应性交往构成的秩序，它使人们理性决断成为可能。正像在资源配置上，单纯的计划经济企图用显秩序取代隐秩序招致失败一样，在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控制上，单纯依靠显秩序也必将导致“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政府失灵现象。应当通过法制来加强德治，改造社会隐秩序以创造依法治国的道德环境，建设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秩序。

简介：论以法治官●郭道晖一、依法治国的实质在以法治权、治官一项政策、方针、口号的提出，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往往可以立即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但是，要真正领会其含义，把握其精神实质，取得全党全体干部的共识，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认识与实践过程，往往在一...

简介：宏大价值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具体政制、法律和程序.只有通过具体法治,才能使法治达到名归实至的境界.

简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这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国际经济分工合作调整形势下，指导我国进行产业调整的行动纲领。具体到规划和产业发展领域，亦应遵循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简介：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秦国依据其法治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与改革，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变法过程中，商鞅主张依法而治，树立法的公正性、平等性、公开性与公信力。商鞅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因此君主应当制定法律，明确臣民获得利禄的途径。在法与德的关系上商鞅指出“德生于刑”，并认为社会的安定有序才是真正的德。商鞅还主张通过“壹赏”、“壹刑”、“壹教”的手段来规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最终建立一个“大治无为”的理想社会。

简介：<正>中华法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以法治吏,历史上每一时期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都无一例外地将其作为强调的重点。决定中国文化命运的儒家主张以道德礼制为中心,化民成俗,拱手而治,天下归仁,即所谓“为政以德”,也就是每为今人所不满的我国古代的“人治”观念。事实上,儒家的“人治”并没有完全排斥“法治”的功能,这一点,早已为学人们所认可,关键是富有理性且应有建树的我们如何认识历史并加以借鉴。

简介：<正>一任何一个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都面临着一个用什么样的主要方法来治理国家的问题。在我国封建社会,一些有雄心大略的君主,曾多次与臣下讨论用什么方法才能使本朝长治久安。如唐太宗李世民,在他即位后不久,就与大臣们议论过这个问题。有一次,大臣封德彝说李世民是靠“神武平海内”的,因此应大力宣扬“神武”,而“文德”则微不足道,可以不那么重视。李世民不同意封德彝的“文不及武”的说法,认为“戡乱以武,守成以文”,应该文武并重,并指出“马上”可以

简介：英国的法治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建国之初,源于日尔曼原始习俗的习惯法初步划定了英国的未来走向,法治进程开始起步。诺曼时期一度流行的封建法,不自觉地促进了英国法治传统的成长。此后产生的普通法,因其自治性、职业化、制度化等固有属性,进一步稳固了英国法治传统。'光荣革命'后,法治最终确立。英国法治经验主要有:第一,建立适度强大的政治权威,进而实现政治与法律的良性互动,是顺利走向法治的必要前提。第二,法律自治的制度化是关乎法治成败的决定性因素。第三,法律自治制度化的核心是自治型司法制度建设。

简介：<正>从试点到推进时代临近20世纪末,中国人民经过百年的思索、奋斗,终于迈出法治的重大一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执政党的治国基本方略与目标,并载入《宪法》,具有至高的权威。如何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实行这一治国方略,逐步实现这一宏大目标?开展依法治县工作,无疑是这一宏大社会工程中极其重要的环节。事实上,包括依法治县在内的各种依法治理活动为依法治国方略的出台,提供了一定的实践依据。江苏省一些地区十年之前即依据“普治并举”的方针,结合“二五”普法启动了依法治县工作。1989年底,在海安、常熟等县(区)展

简介：本文分析了现代性观念、现代法治以及两者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的相互关系。本文认为，现代性观念是存在问题的，它遮蔽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相当重要的复杂性、多样性，容易使人们对社会的建设方案出现片面的、直线的、纯粹的理解，容易使人们对社会建设方案的“他者”要素视而不见。尽管“现代法治”作为观念在当下中国是极具积极意义的，而且，对法治现代化的总体建设方案大加批评也是徒劳无益的，但是，在“现代性观念”操纵下的“现代法治”观念，依然需要我们对之作出某些“诊断式”的分析说明。“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合谋”关系，对此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对“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进行诊断式的分析，并不是反对现代化和现代法治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推进，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分析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现代化和现代法治在中国有益健康的展开。

简介：法官员额制和法官助理制度的改革,呈现出改革推动高位化、性质定位职业化、管理序列单独化、人员来源多样化、基本职责明晰化趋向,这既为法治人才带来了新的市场需求,又提出了法科学生向“熟手”助理迅速转变的素质需求。《司法责任制意见》对法官助理职责界定为审判业务辅助,为法治人才培养及素质训练提供了标尺基于法官助理所承担的诸多职责,应着重培养和训练法治人才的理念（司法良知、法律信仰和法治思维）、知识（法律知识和社会知识）和技能（法律运用、人际沟通、纠纷化解和文书写作）。在法治人才的培养方式和机制创新上,应推进职业教育的坚持与深化、法院与高效的有效互动、专业能力与“关键能力”的有机统一、考核方式的不断丰富等。

简介：在某种程度上，法律人的梦想，就是让司法获得独立，并进而让司法获得对法律合法性的审查权。然而，在中国，司法独立性却因与政治逻辑的冲突，长期得不到确立，司法权也面临萎缩和边缘化的命运。如何直面现实，寻找切实可行的出路，是横亘在每个法律人面前的迫切课题。2009年12月13日，法学界精英汇聚杭州，探讨“转型期法治”中的各种问题。

简介：改革政府系统副职现状，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有机部分，是政府组织、法治化、科学化的基本要求。加快政府组织法治化进程，完善政府组织法的框架和内容，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大部制”改革，提升部门地位和权能，实现政府系统副职职能转型和规模控制，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实现政府组织体系科学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简介：学界对法治文化的研究总体上延续了结构主义的进路,这一进路不需要追问和回答法治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有无内在张力的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非常必要。面对这个问题,解构法治的苏力进路以及解构文化的新法家进路都失败了,一个更能被证立的理解是将法治文化界定为政治概念。作为政治概念的法治文化,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党和政府向全体国民作出了一个将法治融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承诺。基于此,法治文化概念必然预设了政治合法性的再认识命题、法治实现的可能性命题以及法治建设的文化生成路径命题。

简介：<正>司法,是联结法律与生活的枢纽,是建立法律秩序的关键环节。而以实现法律的目标和价值为任务的司法活动,既依赖于完备有效的司法体制安排,也依赖于司法人员必须具有其职业所要求的知识、技能和良心、荣誉观念。一套完备的司法体制还必须有健全的司法职业道德的配合,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由司法这一国家职能活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本文拟从司法与司法职业道德的关系的角度,谈谈司法职业道德的一些问题。

简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它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线图”。而在四个全面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

简介：司法腐败的现象损害了司法权威，降低了司法公信力，于是有人开始提出“法官的道德品质要重干业务能力”。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看到目前法官所需求的业务能力已不同干古代，各级法院都因为职能的不同所需求的业务能力也不同，“轻率、简单”地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可能会有“避重就轻”之嫌。法官的道德品质在短期内仅仅通过教育宣传是很难得到明显提高的，不过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可以建立相关的职业道德规范维护司法公正。同时，根据上诉率的降低，表明伴随着我国法官群体职业化的推进、专业水平的提升，我国司法显得更加公正而不是腐败了。

简介：法治衡量举报执法发现诸多问题：法治价值有难题,法治方向有偏移,法治运行有路障,法治目标有异化,法治路径非程序。有效性价值是考核判断标准,法治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构筑整体架构,自然法价值是原始基因,程序价值是法定步骤,行政构成和行政价值成为技术要素,执法衡量为外观终点。所以,举报执法宏观上难以坚持法治立场和紧随依法治国的法治步骤,中观上难以规范依法执法和促进主动行政执法,微观上难以提供合法、合理和合情根据,价值上难以蕴涵行政法治精神和构建现代道德善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