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论《刑法》中的危害国防利益罪ＯＦＦＥ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黄林异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这是继去年３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修改《中华人民...

简介：与其他法律相比，刑法更加强调自身的确定性；然而，即便是最强调确定性的刑法，也不能总是以维护自身的确定性为由，全然无视变化的需要。从实质正义的要求出发，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同样也是实现刑法自身目的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原则。因此，在刑法的制度实践中，灵活性的机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始终都是存在的。灵活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克服法律在寻求自身确定性过程中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使法律适用的结果更加符合正义要求。但是，基于对人权保障功能的重视，刑法的制度设计在总体上是以确定性来限制灵活性的，确定性虽然不是绝对的价值，但它一定是优先性的价值，因此，灵活性最终不能拆毁确定性。

简介：考察我国司法实践的状况，就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刑事政策对刑法的有权解释和适用解释的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在于对刑事政策学和刑法解释学相关理论问题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的意义和作用。

简介：<正>近年来,人们就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有益探索。我国各级法院从1984年以来,大胆改革刑事审判工作,并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方面,创造了不少经验,许多法院已建立了少年法庭,为建立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如何对少年犯适用刑法的问题迄今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而在国外,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不少国家都专门制定适用于少年犯的少年法。因此,探

简介：刑法适用解释是纸面上的刑法得以适用于个案的必经路径，而刑法适用解释的关键是解释方法的选择及其位阶安排问题。这一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各种解释方法着眼点的不同往往导致考察者思维上的混乱。

简介：行政刑法之概念为德国学者所首创，但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中国的行政刑法是指国家为了维护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规定行政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和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的总称。中国的行政刑法立法存在着缺乏与一般行政法条款衔接、缺乏行政违法责任与行政犯罪责任竞合的明确规定、法定刑设置过高、对于法人犯罪的刑罚措施过于单一、劳动教养制度弊端丛生等诸多问题，需要相应地加以改进。认为应当在立法上对行政刑法和行政法规范进行衔接、明确行政违法责任与行政犯罪责任竞合的处理方法、降低行政犯罪的法定刑并废止其死刑、增加对于法人犯罪的刑罚措施并将劳动教养制度司法化。

简介：违法增收税费是我国诸多社会矛盾中最受人关注的焦点之一,是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黑手.它破坏了法律的权威.实践证明,在刑法中增设违法征收罪已是最后的选择,并且此举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考察外国的刑事立法例,借鉴其中的合理成份,我国刑法中应增设违法增收罪.

简介：作为政府问转移资金以平衡地区经济的重要方式，财政转移支付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任何越轨行为的发生，都将严重损害国家与转移地区利益。行政规制措施的缺乏，使得刑法承载了过重的期盼功能。理性认识刑法在财政转移支付中的干预空间与干预尺度、明确干预立场并以刑事政策为导向、以刑事司法为保障，建构完善的刑事干预体系，是刑法作为底线法保障经济领域安全的应然之举。

简介：专利权保护对于鼓励发明创造、促进科技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对专利权实施刑法保护,有其法理依据和现实依据,也是国际通行做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专利法作出了多次修正,但相应的刑事立法依旧没有改变。近年来,涉及专利权的违法犯罪行为日益增加,在司法实践层面带来了诸多困难。为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加强专利权的刑法保护。为此,建议采取结合型立法模式,加强相关立法,将罪名设置清晰化,明确专利侵权犯罪,以财产惩罚为主要刑罚。

简介：法律对权利义务的分配就是对利益的分配，隐退于刑法规范之后的利益观在决定刑法价值观、认识犯罪本质以及罪刑法定原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刑法对人们行为的２与保护就是对利益的比较选择，而对显身于刑法规范之中的利益，刑法具有与其它部门法显著不同的调控方式。

简介：有罪免刑作为我国刑法的一种制度设置，在司法实践中体现为一种独立的判决类型。然而，有罪免刑判决在实践中出现了“虚置”与“特设”并存的反差现象，特别是免刑在渎职侵权犯罪领域中的异化与滥用，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面对此困境，我们有必要考察有罪免刑制度设立的理论基础，整理和分析我国刑法中有罪免刑判决的规范基础，发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并且探寻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完善途径。

简介：<正>自从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正式确立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后,以自然人为主体的,刑法关于效力范围的规定是否也无一例外地适用于法人犯罪,却在不同程度地困扰着司法实际工作,一定程度上

简介：从劳动法治意义上说,劳动刑法是法律理念与法律制度融合的产物。在劳动法治之下,劳动刑法的基本理念应实现从法治国家理念到福利国家理念、从形式法治理念到实质法治理念、从国家优位理念到社会优位理念、从强式公平理念到弱势公平理念的根本转变。以这些更新的理念为根基,劳动刑法立法随之而来也应该发生一些基本变化,即理性定位工会在刑法中的合法地位;协调刑法与劳动法律之间的冲突以及理顺不同劳动犯罪之间的罪责矛盾。

简介：食品安全问题成为风险社会的重要表征是一种误读。风险社会的语境实质更适合在粮食安全的领域中展开。相对的以风险社会为基础的风险刑法并不适格应对食品安全犯罪。食品安全领域中的规范伴随着人类存在的历程已经提炼得十分完整，即避免食源性疾病。故“非必须”规则所认定的刑事违法性成为已足，比风险刑法的违法性认定更为合法、有效。

简介：大体上,刑法私法化是指在以纯粹公法建构的刑法中引入私法的理念、原则与方法,以实现在刑事法治框架内的犯罪治理多元化。刑法私法化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均有显性体现,其蕴涵了恢复正义、经济效益等价值追求,如此现象的产生既有刑法之内的原因驱动,也有刑法之外的因素使然。尽管刑法私法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刑法理论及其适用范式,但其并未走向真正的对立面。传统刑法理论中犯罪的法益侵害性、消极的责任主义原理以及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均为刑法私法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空间。

简介：刑法将犯罪划分为重罪与轻罪是罪责刑相称原则的必然要求，它使得立法更为科学、严谨，并将其固有的评价、引导、威慑功能进一步增强。同时也是刑事一体化思想的切实贯彻，对刑事实体法、程序法的适用产生直接的影响，使司法机关能够在对刑事案件在准确定罪量刑的基础上进行分流和快速处理，提高司法效益，兼顾公正与效益两个目标，具有重要的刑事政策意义。我国应当采用自由刑的刑期作为重罪与轻罪的划分标准．具体以3年有期徒刑作为分界线为宜。

简介：虚拟财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类型与财物具有形式上的显著差异,因此,无论从现实的还是规范的角度分析,都不宜将虚拟财产作为传统财产犯罪的对象。另外,与虚拟财产具有相似特征的知识财产从财产犯罪中的分离也为上述结论提供了依据。依据罪刑法定原则,侵犯虚拟财产的违法行为并不适用盗窃罪、侵犯通信自由罪等,相关的计算机犯罪也不能体现其牟利的违法性质。所以,仍需从立法完善的角度对虚拟财产进行刑法保护,在相关条款中规定牟利型的计算机犯罪并加重刑罚。

简介：世界主要国家都以特别刑法模式对矿产资源的刑事规范给予了制度化,并确立了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双重法益;这对我国调整刑法结构,确立经济刑法的理念提供了有利参考;国外矿产刑事制度中的资格刑、无过错刑事责任制度也为我国在该领域奠定了立法创新的基础。非法采矿设备的刑事处置、日益严重的战略资源走私、资源与环境紧密结合的自然特点等现象为我国矿产资源刑事立法构筑了新视角。

简介：刑法的空间效力范围,是指一个国家的刑事法律适用于哪些人和那些地方的法定范围。从另一个角度讲,刑法的空间效力实质上解决的是一个国家可以在多大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问题。因此,刑法的空间效力范围不仅为国家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追诉确定了明确的对象与地域范围;也为一个国家行使刑事管辖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在现代社会里,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法律,不管通过何种形式,都必须确定其适用的空间效力范围。一个国家行使刑事管辖权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与有关外国刑事管辖权的交叉与冲突。所以,确定作为国家主权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刑事管辖权,涉及到许多国际法上的问题。究竟如何

简介：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111条增加规定了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罪的处罚。由于立法上未对“情报”作界定,司法部门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这就为实践中认定什么是“情报”,哪些行为构成“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情报”带来许多不便,致使在该条的适用上难以把握。众所周知,“情报”一词已成为当今广泛使用的词汇,是一个人们并不陌生而又缺乏统一理解的概念。在关于情报概念的问题中,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必须给情报一个明确定义,才能为有关的研究奠定基础,并试图找到一个比较完善的情报的基本定义;另一种则认为情报本身具有模糊性,且处在不停发展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