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28年发掘殷墟揭开了用考古资料探讨中国早期文明的序幕。但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展开的,可以划分三个阶段:早期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研究的热潮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新进展与新问题阶段,2000-2011年。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开展文明起源研究的主力军只能是考古学,田野考古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国外考古学研究文明起源的成果缺乏深度了解也阻碍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进行。目前已有学者自觉地认识到要主动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探源工程,相对而言在专项研究上,容易得出新的认识,可是在宏观上做总结性的概括则有待不断地解读、探索。
简介:<正>在我求学日本期间,接触到的一些日本学者对中国学界过去简单套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词句,排斥其他的理论,表现出一种反感情绪.总觉得当今考古理论和方法由于多学科的交叉显得非常丰富,而历史现象又是如此地错综复杂……,所以处理资料的角度,方法和分析历史现象的理论就应该更加灵活才好.并对我们过去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牵扯在一起的做法表示费解.1988年6月,日本大修馆发行的《中国年鉴》也批评中国的考古学界采取封闭政策(同时也说考古学界最近已有松动的势头),对中国的考古学学会仍不允许外国学者旁听表示遗憾.该书还特别批评了史学界不重视收集国外的情报,在事实上无视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于是出现:已有的成果得不到利用,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又有人在
简介:1985年5月,我应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在日本国学院大学进行“日中口承文艺比较研究”及民俗调查、讲学6个月;其间,有幸与同在该校进行“日韩歌谣比较研究”的韩国中央大学教授、韩国民俗学会会长任东权博士相识。从此,我开始了对韩国民俗学的了解,任博土也因此成为我的师兄与学长。当年6月14日,任先生赠我一册他于1969年出版的日文版专著《朝鲜的民俗》。这部代表作有重点地论述了韩国民俗,其中有关韩国巫俗部分对于我当时研究中国满族、蒙古族的萨满教信仰有十分重要的比较研究价值。如今,10年过去了,任博士以他30多部专著及300余篇论述文章的丰硕成果,对韩国民俗学、民俗史、志及方法论做了全面的研究,并展现了他在学术方面的权威性。他45年来的卓越贡献有力地证明了他是当代使韩国民俗学以辉煌成就走上世界学坛的开拓者。1996年农历二月二十二日,是任博士的古稀寿诞吉日,谨撰本文,略表敬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