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从地方治理视角观察当代中国发展特征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治理是治理理论所倡导的多元主体互动合作、分权化、参与式决策等理念的主要实践场域,它能够促使传统政府管理模式转型,形成更具回应性政府和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治理格局.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地方治理体系已逐步成型,它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已然凸显,具体表现在,地方政府主体性地位逐渐获得,市场主体得以建立,社会组织蓬勃兴起;地方政府、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三大主要元素;央地关系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等纵向政府间互动机制、政府与市场互动机制、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机制等逐渐形成.当代中国地方治理体系在运行中体现出以政府为主导的地方治理模式,又具有较强的体制创新、自我改良能力以及灵活的制度弹性,体现了分权化趋势和多主体合作等特征.在新时代的发展和治理中,地方治理体系中的地方政府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主导作用,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将会有更多的空间与舞台,信息技术革命将改变地方治理网络组织的运行方式,而提升民众获得感将成为中国地方治理的最重要目标.
简介:PPP模式是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合作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其更深刻的本质和意义在于重塑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共治、法治以及善治三重治理逻辑,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作为现代化治理重要制度安排的PPP模式也在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得以快速发展和全面推广。但必须认识到,PPP模式所强调的多元共治格局仍未形成,所要求的法治保障有待加强,所追求的善治目标难以达成。当前PPP模式的发展轨迹违背了共治、法治以及善治逻辑,并可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渐行渐远。新时代推进PPP模式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框架的统领下,秉持善治目标取向,构筑多元共治基础,走法治化发展之道。
简介:近年来,司法裁决与民意之间的冲突不断显现。2010年7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发布《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09年)》,提出了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一系列热点问题,如成都,杭州等地连续发生的醉驾肇事案,湖北巴东邓玉娇故意杀人案都被写入白皮书。[1]诚然,上述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民众法治意识的提高,但同时也体现了部分司法裁判结果并没有与民意保持一致。裁判人员的职业主义与大众的民主主义之间缺乏在司法制度范围内建立的沟通机制和矛盾解决机制。故笔者欲从司法方法为基础,探索如何以司法方法为媒介,促进裁判人员与民意之沟通,进而实现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平衡。
简介: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治理的具体运作具有差异性,学者们提出的理论解释也呈多样性。在单一制和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地方治理依赖于政治权威的动员和整合作用,调动多方主体及其掌握的资源来实现治理目标。基于中国经验,学者们提出了本土化的理论解释,代表性的有运动式治理模式和整合治理模式,两种模式具有共性特征,即坚持政治权威主导,注重效率导向、结果为本,跨界运作中多方主体的话语权具有差异性。中国地方治理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为提升问题应对和解决能力,有必要强化政治系统的掌舵和动员能力,调动多方主体及其资源,更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
简介:权力结构,是人类阶级社会的基本存在,成为人类社会形态的又一种表现形式。从本质上讲,权力结构体现的是生产力、权力、权利的互动演变关系,不同的权力结构,适应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构成不同的政治制度,提供不同的权利保障,产生不同的国家治理效能。权力结构关系政治制度“好”“坏”,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国家治理成败。事物发展呈现结构转换下的质量互变规律,社会形态的演变、国家治理的“好”“坏”同样呈现权力结构转换下的质量互变规律,科学的权力结构是价值圈、能力圈、支持圈“耐克区”的最大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权力结构思想内涵丰富,引领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科学权力结构构建,不断把中国特色权力结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简介:对于监狱治理现代化这个全新的命题,如果不能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缺乏对我国监狱历史与现状、问题与矛盾以及所处时代背景的深刻考察,将不可避免地落入“应景式”跟风研究的窠臼。监狱治理现代化的三个基础命题需要廓清,即:推动我国当下监狱治理走向现代化的主要矛盾与动力是什么?监狱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什么?推进监狱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在哪里?监狱治理现代化至少包含行刑理念、法律规范、物质形态和矫正技术四个方面的现代化,本质是监狱“七位一体”的“角色扮演”和公正、谦抑、效率三大品格的时代内涵,主要构建进路是:树立行刑法治理念、健全行刑法律制度、丰富监狱行刑样态、构建刑罚权力范式和增进监狱行刑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