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股市上传播着各种各样的传闻。近5年来,仅沪深上市公司做出澄清的传闻就多达2060条。在传闻的传播中,人们往往更愿意传播信以为真的传闻。那么,什么样的传闻会令人相信呢？传闻的哪些特征对其可信度影响更大呢？本文利用对中国股市个人投资者进行的上市公司传闻调查数据,对此加以探讨,以期对减少传闻的可信程度与传播程度、平抑其对股价的影响有所助益。

简介：大数据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传统广告公司正在运用大数据技术积极进行转型。广告从业者是如何看待大数据带来的变化以及传统广告公司如何进行转型是文章研究的主要问题。采用深度访谈法,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选择22位广告从业人员进行深入访谈,并运用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广告公司之间大数据应用分化严重,'数据鸿沟'加剧;广告从业者对大数据的认识仍然存在一些误区,数据造假引发大数据质疑,大数据广告业务运行状况不容乐观;广告主的需求变化正在推动广告公司转型,但是数据匮乏与技术型人才的短缺成为传统广告公司转型的主要障碍。根据企业战略转型理论,提出大数据时代传统广告公司应确立'数据传播管理'的发展战略,建立基于数据驱动的广告业务模式,从专业化、垂直化方向发展与平台化、融合化发展两条路径上实现转型。

简介：互联网技术引发新一轮媒介形态的嬗变,引发了学界、业界对媒介形态研究的关注。本研究以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对近30年间(1988-2018)CNKI数据库中关于媒介形态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共现分析和历时分析发现,我国媒介形态研究正在实现由“媒介形态理论”到“媒介融合”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共词分析看,“媒介融合”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议题;从历时分析看,早期的研究范式以“媒介形态理论”为主,受到技术和政策双重因素影响后,出现了以“媒介融合”为主的研究范式,呈现出“范式转换”的趋势。

简介：基于对北京市郊区农民宣讲团的组织者、组织过程、宣讲者、培训者访谈资料分析,研究发现,作为个体农民的文化传播实践,既是一个被引导的过程,也是一个主动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一方面对农民的文化生产与传播进行引导,另一方面,农民作为演讲者自身,从个体主义的视角,对乡村文化进行再生产与再传播,在乡村文化再生产与传播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显性的制度引导和隐性的个体文化传播实践之间的合作与冲突。这种合作与冲突,也构成了乡村基层治理中的一种新路径。

简介：《啥是佩奇》作为2019年小猪佩奇贺岁电影的宣传片一经发布,便在各大网络社交平台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而小猪佩奇这一动画形象继2018年的'社会人'热潮之后迎来了新的传播高峰,本文以保罗·利柯'模仿循环'理论为基础,从《啥是佩奇》这一案例分析如何通过'预先塑形''塑形'和'重新塑形'这三个阶段来打造影视文化IP,并基于此对受众文化记忆进行唤醒,促成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聚合。

简介：以国外六大传播学期刊的论文为数据来源,对其2007至2016年刊发的所有论文进行逐篇检阅,从总计2112篇期刊论文中筛选出950篇属于媒介效果研究范畴的样本,采用文献计量法,尝试从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热点等层面,勾勒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知识图谱。研究发现,这十年间媒介效果研究领域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首先,期刊论文统计数据显示,媒介效果研究依然是西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发文数量在美国学者主编的传播学期刊中甚至可以占据近半壁江山,在欧洲学者主编的期刊中也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其中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样本来自《传播学理论》和《传播学期刊》。其次,在研究对象上,媒介形态的飞速变化为效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从互联网到在线媒介,再到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新媒体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同时传统媒介在媒介效果研究中依旧占据一席之地。再次,根据对研究关键词的分析,效果研究呈现出两大自然聚类。一类主要从新媒介层面研究媒介效果,集中探讨身份认同、性别问题和新式新闻生产;另一类则从心理学路径入手聚焦传统媒体产生的效果,偏重于测度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变化。两者交集于社会参与和民意研究等议题上。最后,从研究主体看,美国在媒介效果研究中的霸主地位暂时难以撼动,密歇根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普渡大学发文量显著提升,成为媒介效果研究的新高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德国的曼海姆大学、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跻身发文量前15的研究机构中;作为后起之秀的亚洲和中东也在奋起直追,试图融入媒介效果研究的主流话语中。

简介：本文从修辞学的角度,将知乎上回答“南京大屠杀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一提问的影响力最大的文章进行解构分析。主要着眼于对修辞学“五艺”中觅材取材、谋篇布局、文体风格的解读,并结合三大诉求理论,图尔明模式解读文章的论证过程。发现文章传达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崇尚和平、正义;愿意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简介：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具有赋权作用,但是学界对于互联网的赋权机制并未给予深入阐释。以赋权理论为视角,认为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的赋权具有结构性,包括平台赋权、实践赋权(如信息赋权、关系赋权)、心理赋权等。基于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互联网使用调查数据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意愿主要受网络接入、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其受实践能力影响较小。同时,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当下网络技术和移动设备的普及,虽然使新生代农民工平台接入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实践能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平台接入、实践能力在提升心理层面效能感的功能仍然非常有限,意见表达状态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好转。由此,互联网要真正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见表达,除了提高网络接入、网络使用能力外,更需要将其转化为心理层面的效能感获得,培育和营造良好的意见表达文化也是重要的作用路径。

简介：本文采用南京297名女性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女性农民工媒介交友节目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比较和分析。结果表明,女性农民工总体上对于媒介交友节目参与意愿不强。进一步对文化程度、年龄、婚姻状况、进城时间、媒介接触等因素与媒介交友节目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不同类别女性农民工在媒介交友节目参与意愿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别。

简介：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2002年至2011年十年期间《中国青年报》上以＂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为内容的39个文本进行研究,发现《中国青年报》对于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关注点集中在对教育革新的促进和高考加分两方面。同时,对于大赛推动中小学教育改革方面,《中国青年报》持赞扬、乐观态度;而对于大赛促使获奖者所持有的保送资格、加分资格方面,《中国青年报》又持有否定、怀疑的态度。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临的风险与日俱增,中国式“压缩的现代化”使得风险更具复杂性。转基因食品作为现代科技的产物,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引发热议,成为媒体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主流报纸的“转基因”报道及新浪微博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了解媒体在建构“转基因”形象上的状况,以此探讨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

简介：文化产业'走出去'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提高中国话语权的重大战略。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电影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中最早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领域。经过十多年的布局与发展,中国电影'走出去'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传播中国文化和价值、弘扬中国精、减少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但总体而言,由于在电影工业化生产能力、国际化经验、电影专业人才等方面的不足以及文化折扣的影响,中国电影的海外竞争力和影响力依然不高、在国际市场上的弱势地位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走出去'依然任重道远。本文以印度电影为参照系讨论中国电影'走出去'策略。以印度电影产业发展及国际化经验为借鉴,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研究后发现,发掘文化共通性,讲述直通人心好故事,提升本土化叙事能力,引发海外观众情感共鸣,以地缘文化为突破口,减少跨文化传播障碍,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现实路径。

简介：本文以媒介依赖理论为参照，采用随机抽样电话调查方法，通过对安徽省淮北市民众的定量研究，发现他们的媒介接触和使用行为呈现出如下变化、特征和趋势：受众对媒介的依赖正在从传统媒介转向新兴媒介；除电视外，受众的媒介依赖与媒介信任之间，出现一种过渡阶段的反差现象：对新兴媒介相对依赖而不太信任，对传统媒介相对信任而不太依赖；受众对新闻的需求越大，则越依赖新兴媒介；受众越依赖新兴媒介，则越信任新兴媒介；作为新兴媒介的网络和手机，已取代传统媒介中的报纸、广播、杂志，与电视一道，构成了当代受众接受新闻的三大渠道；受众对手机这一新兴媒介的发展前景普遍看好；新兴媒介的依赖度与年龄、教育程度相关，但与性别、收入无关，即：越是年轻、高学历的受众，越依赖新兴媒介。

简介：＂中国梦＂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一种发展目标、一种精神动力,它的提出为中国的国际传播活动注入了新鲜血液,是中国对外传播的新契机。但相比于国内,＂中国梦＂在对外传播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本研究通过对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和CNN两家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文本和内容分析,了解到当下中国梦对外传播的现状和不足,并以此为基础,分别从宏观的理论政策层面、媒体建设支持层面和智库资源建设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战略传播建议,旨在抓住当下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有利形势,将中国的声音和形象按中国自己的意愿传递给世界,切实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简介：伴随全球文化市场的形成,如今我们能看到不同文化语境产出的风格迥异的电视产品,其中媒介话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电视情感调解类节目为研究对象,进行话语方式的对比研究,从中外代表性节目案例中剖析节目主持人的话轮控制方式、专家团的调解策略等差异性特点,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来看文化语境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结构对节目话语在创作理念、表达方式的影响,从而探索提高改进节目主持人、专家等传播主体的话语素养,为中外节目模式互相借鉴提供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