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目的:探索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潜在类别及其在心理和手机使用行为中的特征。方法:2023年7月，选用自编基本信息调查问卷、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9)、UCLA孤独感量表简版(short-form of UCLA loneliness scale，ULS-8)、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IAS)、错失焦虑量表(fear of missing out scale，FOMOs)、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RRS)、简版无聊倾向量表(short form version of boredom proneness scale，BPS-SF)、青少年气质量表中的意志控制分问卷、智能手机依赖量表简版(short version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SAS-SV)对北京市206名大学生进行横断面调查。采集手机使用时间和频率数据。运用SPSS 25.0进行统计描述和组间比较，使用Python 3.8软件K-means算...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大学生认知融合和网络交往在人际困扰与手机成瘾倾向关系中的多重中介作用，论证接纳承诺疗法在手机成瘾倾向大学生干预中的理论基础。方法采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大学生网络交往问卷、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和认知融合问卷对某医学院708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17.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使用AMOS 21.0建构结构方程模型，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1)手机成瘾倾向检出率为13.56%。(2)手机成瘾倾向大学生人际交往困扰各因子得分[交谈(3.49±1.85)分、交际与交友(4.53±1.83)分、异性交往(2.70±1.55)分、待人接物2.02(1.00，3.00)分]、认知融合得分[(40.60±7.55)分]与非手机成瘾大学生[交谈(2.51±1.64)分、交际与交友(3.21±1.72)分、异性交往(2.01±1.60)分、待人接物1.46(0.00，2.00)分、认知融合(33.91±7.95)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Z＝2.752～5.385，均P<0.05]；网络交往问卷中除信息沟通因子外的其他因子得分[消极结果(28.60±6.77)分、社会知觉(32.36±6.68)分、自我暴露和情感体验(23.36±6.61)分、交往认知(28.19±6.85)分、休闲娱乐(6.74±1.81)分]与非手机成瘾倾向[消极结果(23.31±7.03)分、社会知觉(29.17±7.82)分、自我暴露和情感体验(18.18±6.30)分、交往认知(22.75±6.76)分、休闲娱乐(6.00±1.67)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647～5.195，均P<0.05)。(3)大学生人际交往困扰、手机成瘾倾向、认知融合、大学生网络交往得分呈两两正相关(r＝0.226～0.423，P<0.01)。(4)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显示人际交往困扰到手机成瘾倾向的直接效应为0.20，人际交往困扰通过认知融合和网络交往影响手机成瘾倾向的总间接效应为0.18，人际交往困扰不仅通过认知融合和网络交往这两条并行途径间接影响大学生的手机成瘾倾向，而且还通过认知融合—网络交往的链式中介作用对手机成瘾倾向产生间接影响，其Bootstrap输出的95%可信区间分别为(0.04～0.19)、(0.02～0.14)和(0.01～0.05)，认知融合、网络交往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占分别占总间接效应的50.0%、33.3%、16.7%。结论大学生人际交往困扰通过认知融合和网络交往的多重中介作用影响手机成瘾倾向，认知融合在手机成瘾倾向大学生认知行为干预中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摘要目的探究反刍思维在大学生社交焦虑与手机成瘾倾向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使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ale，SAD)、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MPATS)和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 scale，RRS)对682名大学生进行测量。采用SPSS 25.0及Mplus 7.0进行数据分析，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社交焦虑、手机成瘾倾向、反刍思维的相关性，用Bootstrap法检验反刍思维在大学生社交焦虑与手机成瘾倾向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大学生社交焦虑总分为(13.36±6.02)分，反刍思维总分为(51.04±11.56)分，手机成瘾倾向总分(40.46±11.74)分。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检出率为23.90%，社交焦虑检出率为49.85%。大学生社交焦虑总分与反刍思维总分呈正相关(r＝0.31，P<0.01)，与手机成瘾倾向总分呈正相关(r＝0.25，P<0.01)，大学生反刍思维总分与手机成瘾倾向总分呈正相关(r＝0.46，P<0.01)。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反刍思维在高社交焦虑和手机成瘾倾向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18；低社交焦虑与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间不存在中介效应，直接效应为0.33。结论低社交焦虑直接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高社交焦虑通过反刍思维间接对手机成瘾倾向产生影响。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潜在类别及与社交焦虑的关系，为不同类型群体实施相关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scale of regulation emotional self-efficacy，SRESE)和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IAS)对415名大学生进行调查。采用SPSS 26.0进行描述统计，数据整理；采用Mplus 8.3进行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以探索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潜在类别，并使用修正BCH法探讨不同类别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社交焦虑的关系。结果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可分为"高表达积极低管理消极情绪效能型"、"低情绪调节效能型"和"高情绪调节效能型"3个潜在类别，分别占所有大学生被试的30.3%，22.3%和47.4%。3个类别在社交焦虑上具有不同表现，其中"高表达积极低管理消极情绪效能型"[(48.66±0.75)分]和"低情绪调节效能型"[(48.05±0.97)分]在社交焦虑得分较高，两者社交焦虑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4，P＝0.62)。而"高情绪调节效能型"在社交焦虑上得分较低[(45.29±0.56)分]，与前两个类别的大学生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06，12.30，均P<0.05)。结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存在3种不同潜类别；不同类别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存在不同社交焦虑，可以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方式，提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降低社交焦虑。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高中生手机成瘾、抑郁和自伤之间的关系。方法使用整群抽样法，选取福建某两所高中707名学生，采用智能手机成瘾问卷(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SAS)、病人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和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adolescents self-harm scale，ASHS)进行问卷调查。使用SPSS 23.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并用Mplus 8.3进行结构方程建模以及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高中生自伤的发生率为33.38%，手机成瘾得分为(106.01±27.18)分，抑郁得分为5.00(1.00，9.00)分，自伤得分为0(0，3.00)分。手机成瘾与抑郁、自伤呈正相关(r＝0.33，0.16；均P<0.01)，抑郁与自伤呈正相关(r＝0.52，P<0.01)。抑郁在手机成瘾和自伤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效应值＝0.16，95%CI＝0.12~0.21)。结论手机成瘾可以通过抑郁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自伤行为。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医学生心理弹性的分类特点及不同类别间压力差异比较。方法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法，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Connor-Davidson心理弹性量表、中国大学生压力量表对大连医科大学500名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医学生心理弹性可分为3个潜在类别：低坚韧组（32.7%）、一般弹性组（32.1%）、坚韧-自强组（35.2%）。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专业符合自身兴趣的学生在一般弹性组（OR=3.796）和坚韧-乐观组（OR=7.556）所占比例较大。不同潜在类别间心理压力得分差异两两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医学生心理弹性有明显的分类特征，不同潜在类别中专业与自身兴趣是否相符的医学生有着不同分布。研究者们和教师应多关注于低坚韧组和专业与自身兴趣不相符的学生，通过恰当的干预方法，培养专业兴趣和认同感，改善其心理压力状况。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不孕女性心理弹性的分类特点，并分析各类别在文化程度、不孕类型等人口学和疾病相关变量上的分布差异。方法通过方便抽样的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法于2019年9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对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400例不孕女性采用心理弹性量表（CD-RISC-10）进行评估，对其心理弹性进行潜在类别分析，并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类别的人口学和疾病相关特征。结果不孕女性的心理弹性可以分为“低弹性组”（记为C1组），“高弹性组”（记为C2组）和“中等弹性-低力量组”（记为C3组）三个类别，人数分别占总人数的21.8%（87/400）、37.5%（150/400）和40.7%（163/400）。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1组与C2组在结婚年限、不孕类型和有无恐惧或无助感的差异上均有统计学意义（“<3.0年”比“≥7.0年”，P=0.019；P=0.045；P=0.015）；C1组与C3组在结婚年限上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3.0年”比“≥7.0年”，P=0.039；“3.0~4.9年”比“≥7.0年”，P=0.024）；C2组与C3组在文化程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中或中专”比“本科及以上”，P=0.003；“大专”比“本科及以上”，P=0.030）。结论不孕女性的心理弹性状况具有明显的亚类特征，不同弹性类别的不孕女性在文化程度、结婚年限、不孕类型和有无恐惧或无助的分布上存在差异。应及时关注文化程度低、结婚时间较短、原发性不孕、经历过强烈恐惧或无助感的不孕女性，采用合理干预以提高其心理弹性。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大学生心理资本、压力知觉、负性情绪、社会支持与手机成瘾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方法采用手机成瘾指数量表、积极心理资本问卷、压力知觉量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83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SPSS-PROCESS进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分析。结果(1)在本研究中大学生心理资本得分为(123.38±17.96)分，压力知觉得分为(38.76±6.39)分，负性情绪得分为(22.46±6.45)分，社会支持得分为(63.36±12.40)分，手机成瘾得分为(39.31±10.01)分。心理资本与压力知觉、负性情绪和手机成瘾呈负相关(r＝-0.66，-0.37，-0.28，均P<0.01)。压力知觉与负性情绪和手机成瘾呈正相关(r＝0.50，0.38，均P<0.01)。社会支持与心理资本呈正相关(r＝0.50，P<0.01)，与压力知觉、负性情绪、手机成瘾呈负相关(r＝-0.41，-0.30，-0.12，均P<0.01)。(2)心理资本一方面通过压力知觉的中介作用对手机成瘾产生影响(β＝-0.20，SE＝0.03，95%CI：-0.27～-0.13)；另一方面心理资本通过压力知觉与负性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对手机成瘾产生影响(β＝-0.04，SE＝0.01，95%CI：-0.06～-0.01)。社会支持调节心理资本影响压力知觉的中介效应。结论压力知觉和负性情绪是心理资本与手机成瘾关系的重要桥梁，社会支持能够调节心理资本对压力知觉的作用。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自我控制在医学本科生手机成瘾和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某医学院校本科生640名，运用一般情况调查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smartphone addiction proneness scale，SAPS）、简明自我控制量表（brief self-control scale，BSCS）、大学生学业拖延量表（procrastination assessment scale-students，PASS）进行问卷调查。应用SPSS 25.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相关分析显示，学业拖延得分与手机成瘾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0.29，P<0.01），与自我控制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0.26，P<0.01）；手机成瘾得分与自我控制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0.33，P<0.01）。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自我控制在手机成瘾与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0.13，95%CI=0.03~0.26），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8.24%。结论自我控制在医学基础课阶段本科生手机成瘾和学业拖延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医学院校教育工作者可以从医学本科生手机成瘾和自我控制的角度进行干预，改善其学业拖延现状。

简介：摘要目的对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症状特征进行分类，探讨不同症状类别患者在人口学特征及疾病特征上的差异。方法2019年12月至2020年8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上海市3所医院腹膜透析中心就诊的179例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腹膜透析症状困扰量表进行调查，采用潜在类别分析将腹膜透析患者按照症状特征进行分类，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探讨不同类别患者人口学特征和疾病特征的差异。结果腹膜透析患者按照症状特征可分为3个潜在类别（P<0.05），根据每个类别的条件概率，分别命名为"症状低发组"（111例占62.0%）、"高心理-中躯体症状组"（22例占12.3%）、"症状高发组"（46例占25.7%）。不同潜在类别的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在工作状况（OR值为0.029，P<0.01）、教育程度（OR值为152.799，P<0.01）、透析龄（OR值为81.307，P<0.05）、糖尿病肾病（OR值为80.619，P<0.01）及Charlson合并症指数（OR值为91.188，P<0.01）的分布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存在3个潜在症状类别。在临床实践中，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低学历、透析早期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的心理状态，鼓励其回归工作岗位；同时，应定期评估糖尿病肾病及高合并症指数腹膜透析患者的症状负担，以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防止病情进展。

简介：摘要目的对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症状特征进行分类，探讨不同症状类别患者在人口学特征及疾病特征上的差异。方法2019年12月至2020年8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上海市3所医院腹膜透析中心就诊的179例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腹膜透析症状困扰量表进行调查，采用潜在类别分析将腹膜透析患者按照症状特征进行分类，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探讨不同类别患者人口学特征和疾病特征的差异。结果腹膜透析患者按照症状特征可分为3个潜在类别（P<0.05），根据每个类别的条件概率，分别命名为"症状低发组"（111例占62.0%）、"高心理-中躯体症状组"（22例占12.3%）、"症状高发组"（46例占25.7%）。不同潜在类别的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在工作状况（OR值为0.029，P<0.01）、教育程度（OR值为152.799，P<0.01）、透析龄（OR值为81.307，P<0.05）、糖尿病肾病（OR值为80.619，P<0.01）及Charlson合并症指数（OR值为91.188，P<0.01）的分布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存在3个潜在症状类别。在临床实践中，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低学历、透析早期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的心理状态，鼓励其回归工作岗位；同时，应定期评估糖尿病肾病及高合并症指数腹膜透析患者的症状负担，以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防止病情进展。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程度及其相关症状的影响。方法选取不同程度的网络成瘾大学生受试者5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受试者25例。2组均进行心理行为疗法治疗，治疗组同时接受40 d、频率10 Hz的rTMS治疗，刺激部位为左侧DLPFC区，对照组则接受伪rTMS刺激治疗。于治疗前、治疗4周和治疗8周后采用中文版网络成瘾诊断量表(IAT)、Barratt冲动性量表中文修订版(BIS-11)和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分别评估2组受试者的网络成瘾程度、冲动性和主观网络渴求程度，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治疗4周后，治疗组的BIS-11注意因子评分、BIS-11总分和VAS评分分别为(20.47±4.14)分、(68.05±6.10)分和(6.67±0.65)分，与组内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4周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8周后，治疗组的IAT评分、BIS-11各项评分和VAS评分与组内治疗前、组内治疗4周后以及对照组治疗8周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高频rTMS刺激网络成瘾大学生左侧DLPFC区可有效改善其网络成瘾症状，且安全性较高。

简介：摘要目的调研大学生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所使用的情绪调节认知策略特征。方法以472名"00后"大学生及343名非"00后"大学毕业生为研究对象，运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在面对消极事件时，"00后"大学生比非"00后"大学生更多采用积极重新关注、换角度思考、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责难他人的策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策略的运用上存在性别差异，男生比女生更多使用责难他人、灾难化的策略，女生比男生更多使用积极重评策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情绪调节认知策略的使用上，"00后"大学生与非"00后"大学生存在明显的差异，可以依据其年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案。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自我控制在述情障碍和网络成瘾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方法2019年8月~9月，运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在江西省某三所高校抽取433名大学生，采用网络成瘾量表(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revised)、述情障碍量表(the twenty-item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和简式自我控制量表(brief self-control scale)进行问卷测试；采用SPSS 23.0进行描述性统计、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PROCESS 3.5检验中介作用。结果述情障碍、网络成瘾和自我控制的总分分别为(53.61±9.44)分、(45.31±9.84)分、(41.91±6.09)分。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述情障碍与网络成瘾呈正相关(r＝0.47，P<0.01)、与自我控制呈负相关(r＝-0.37，P<0.01)，自我控制与网络成瘾呈负相关(r＝-0.46，P<0.01)。多元层次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性别的影响后，述情障碍对网络成瘾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51，P<0.01)；自我控制在述情障碍和网络成瘾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0.13，95%CI：0.082~0.18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结论述情障碍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网络成瘾，也可以通过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网络成瘾。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大学生负性情绪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以及疲劳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陈淑惠中文网络量表、疲劳评定量表(fatigue assessment scale，FAI)和正性负性情绪量表(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对8 371名大学一年级学生进行调查，采用SPSS 23.0进行数据分析，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大学生网络成瘾量表总分以及各因子得分与正性情绪得分均呈负相关(r＝－0.337～－0.269；均P<0.01)，大学生网络成瘾量表总分以及各因子得分与负性情绪得分均呈正相关(r＝0.338～0.417；均P<0.01)。大学生网络成瘾量表总分以及各因子得分与疲劳严重程度得分均呈正相关(r＝0.029～0.040；均P<0.01)，大学生网络成瘾量表总分以及各因子得分与疲劳的环境特异性得分、疲劳的结果得分部分呈正相关(r＝0.021～0.028；均P<0.05)。大学生情绪和疲劳对网络成瘾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可以解释网络成瘾总分36.9%的变异量(F＝979.336，P<0.01)，在网络成瘾和负性情绪之间，疲劳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负性情绪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的网络成瘾程度，还可以通过疲劳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网络成瘾程度。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女大学生的生殖健康现况、认知和相关影响因素等情况，为高校开展生殖健康教育和保健指导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于2022年5月9日至31日在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随机抽取18～24岁高校女大学生进行生殖健康疾病情况、生殖健康保健知识知晓情况、患病就医情况等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采用统计学方法中的分类描述和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疾病的危险因素。结果调查显示，48.28%（602/1 247）的女大学生曾患过生殖健康相关疾病，37.69%（470/1 247）的女大学生患过2种妇科疾病；饮酒、有性生活和不同居住地是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疾病数目的影响因素，饮酒的、有性生活的、来自县城和乡镇的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疾病数目≥3的危险性分别是不饮酒的、无性生活的、来自城市的1.804倍、1.814倍、1.789倍和1.814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53.81%（671/1 247）的女大学生不知晓乳房保健知识，36.57%（456/1 247）的女大学生对性生活时要预防生殖器官损伤不知晓，29.51%（368/1 247）和28.95%（361/1 247）的女生对性生活要采取措施预防性传播疾病、性生活时要避孕以防止非意愿妊娠不知晓；44.83%（559/1 247）的女大学生未接受过生殖健康保健知识教育，来自城市的女大学生接受过生殖健康教育高于来自县城和乡镇的学生，显示来自不同居住地女学生接受过生殖健康知识的差异有计学意义（P<0.05）；45.71%（570/1 247）的女大学生对待疾病选择观察看看，不同年级女大学生患病就医认知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高校女大学生存在生殖健康问题，不良嗜好与过早性行为对生殖健康存在影响，高校应以多种形式开展全面、系统有效的生殖健康教育、保健指导以及正确就医指导。

简介：摘要目的应用潜在类别模型分析ARID1A基因低频变异与原发性肝癌的关系。方法根据基因的不同功能区域将ARID1A基因低频变异进行合并，应用潜在类别模型分析合并后的ARID1A基因低频变异得到分类潜变量，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ARID1A基因低频变异与肝癌发生之间的关系。结果潜在类别模型将ARID1A基因低频变异人群分为3类，类别1主要为基因未突变人群，占比94.2%(2 452/2 603)；类别2主要为基因转录调控功能区突变人群，占比4.8%(124/2 603)；类别3主要为基因外显子突变人群，占比1.0%(27/2 603)。以类别1人群作为参照，转录调控功能区基因突变可降低肝癌的发生风险(OR为0.601，95% CI为0.364～0.992, P＝0.046)。结论潜在类别模型可识别肝癌相关基因低频变异，潜在类别模型可推广应用于更多复杂疾病相关低频变异的遗传关联研究。

简介：摘要目的应用潜在类别模型分析ARID1A基因低频变异与原发性肝癌的关系。方法根据基因的不同功能区域将ARID1A基因低频变异进行合并，应用潜在类别模型分析合并后的ARID1A基因低频变异得到分类潜变量，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ARID1A基因低频变异与肝癌发生之间的关系。结果潜在类别模型将ARID1A基因低频变异人群分为3类，类别1主要为基因未突变人群，占比94.2%(2 452/2 603)；类别2主要为基因转录调控功能区突变人群，占比4.8%(124/2 603)；类别3主要为基因外显子突变人群，占比1.0%(27/2 603)。以类别1人群作为参照，转录调控功能区基因突变可降低肝癌的发生风险(OR为0.601，95% CI为0.364～0.992, P＝0.046)。结论潜在类别模型可识别肝癌相关基因低频变异，潜在类别模型可推广应用于更多复杂疾病相关低频变异的遗传关联研究。

简介：摘要目的探究行为抑制激活系统对大学生网络成瘾行为的影响，考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方法2019年5～6月，采用大学生网络成瘾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行为抑制激活量表，对天津市63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24.0以及PROCESS宏程序对数据进行分析，并进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1)大学生网络成瘾[(2.73±0.63)分]与社会支持各个维度均呈负相关[客观支持：(11.06±4.19)分，r＝-0.35，P<0.01;主观支持：(22.14±4.26)分，r＝-0.25，P<0.01；支持利用度：(8.22±2.26)分，r＝-0.33，P<0.01]，与行为抑制[(2.58±0.53)分]和激活系统[(2.55±0.43)分]呈显著正相关(r＝0.63，0.53，均P<0.01)。行为抑制激活系统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网络成瘾行为(β＝0.48，0.17，P<0.01)。(2)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在行为抑制系统、行为激活系统和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之间起调节作用(β＝0.08～0.16，均P<0.05)，其中客观支持的调节作用最大，支持利用度次之。结论行为抑制激活系统对大学生的网络成瘾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而社会支持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听觉单通道诱发积极情绪对认知控制策略的影响。方法采用诱发积极情绪的音乐为材料，比较积极情绪组和无情绪诱发组在AX型持续操作任务(AX-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AX-CPT)任务和AX-CPT修改任务中行为表现，采用SPSS 18.0对任务反应时和正确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在AX-CPT任务中，对反应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时间间隔主效应显著[F(1，58)＝98.68，P<0.001，η2＝0.63]，时间间隔为3 000 ms时的反应时长于时间间隔为1 000 ms时的反应时；组间主效应边缘显著[F(1，58)＝3.79，P＝0.05，η2＝0.06]，积极情绪组反应时长于无情绪诱发组；时间间隔与音乐效价交互作用显著[F(1，58)＝9.69，P<0.01，η2＝0.01]。进一步多重方差分析，在BX试次上，时间间隔与音乐效价交互作用显著[F(1，58)＝12.11，P<0.01，η2＝0.17]，在时间间隔为3 000 ms时，积极情绪组反应时显著长于无情绪诱发组[F(1，58)＝5.09，P<0.05]；在时间间隔为1 000 ms时，诱发积极情绪组与无情绪诱发组反应时无显著差异[F(1，58)＝0.01，P＝0.97]。在AX-CPT修改任务中AY试次上积极情绪组反应时小于无情绪诱发组[F(1，53)＝4.12，P<0.05]。结论听觉单通道诱发积极情绪减少了线索刺激的干扰，削弱了主动性控制；听觉单通道诱发积极情绪对主动性控制的影响是易变的，受到任务引发的心理疲劳程度、任务经验等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