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落实治本安全观关键在于对罪犯实施攻心治本教育改造,使其得到切实有效改变,真正成为守法公民。如何对罪犯实施攻心治本教育改造、使其发自内心改过自新,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近年来在我国部分监狱开展的内省矫正实证研究与实践探索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突破性进展,为落实治本安全观,将罪犯改造好,输出合格＂产品＂提供了新的方法支撑。

简介：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择一罪过立法主要包括基本犯罪过形式不明的立法、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立法和选择性罪过形式立法。刑法学理论长期以来坚持的＂单一罪过说＂和近年来提出的＂复合罪过说＂都无法合理地解释择一罪过立法,应当针对择一罪过立法确立＂择一罪过说＂,并通过建立＂规范—事实＂论的罪过形式判断基准来展开。择一罪过立法虽然有利于惩罚犯罪,但是给责任主义带来较大的冲击,致使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在量刑上失去意义,具有明显的不妥当性。应当在责任主义的指导下,明确区分择一罪过立法中包含的故意犯和过失犯。

简介：差序政府信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在学术界备受关注。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从差序政府信任存在的真实性、作为因变量的差序政府信任和作为自变量的差序政府信任三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研究集中于量化分析,偏重于差序政府信任存在真实性和原因的研究,而在质性研究、差序政府信任存在意义、整体性研究和比较研究方面仍有待拓展的研究空间。

简介：当前,我国撤回公诉制度尚未得到《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承认,仅有“两高”司法解释的概括性规定,处于立法的灰色地带.实践中撤回公诉也存在撤诉事由脱法化、功能异化以及撤诉后再诉现象普遍等问题,追根溯源,原因在于“审判去中心化”的实然诉讼格局,在此格局下审判沦为对侦查、起诉活动的确认,撤回公诉成为控诉机关规避无罪判决的“绿色通道”.因此,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应当扭转以往我国诉审关系的错位格局,发挥审判在刑事诉讼中的核心作用,并基于审判中心主义视角改革撤回公诉制度,从反方向防止程序倒流.

简介：＂洞朗事件＂的最后结果对中印双方而言是一个双赢的结局,是中方强调的互利共赢外交的体现,也标志着中印新一轮战略博弈的开始。中方需要深入反思这一事件的成因及处理过程。作者认为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中方没有进行战略优势转化并在战术层面缺少一线战术规则;二是中方需要调整完善国家安全体制以实现对应急突发事件的跨部门机制性处理;三是中方应当针对印方战略动向和后续影响做好战略战术层面的调整。

简介：非法集资并非现行刑法上的一个具体罪名,而是指一类犯罪行为。根据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实践作法,刑法中涉及非法集资的罪名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非法经营罪等7个罪名。

简介：法律在促进企业经济活力与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倾斜保护之间,如果偏重于后者,按照传统劳动法对劳动关系的调整模式从严规制劳务派遣活动,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现行立法以贯彻＂三性＂原则为目标限缩劳务派遣的用工范围,以落实＂同工同酬＂待遇保护被派遣劳工的工资权益,以＂共同雇主＂理念下的连带责任承担来加强对被派遣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均有失妥当。法律规制手段的选择,应将对劳务派遣机构的市场准入作为重点,完善对劳务派遣活动的有效监管和对违法行为的严厉制裁,应正确看待用工单位对派遣用工的弹性化需求与派遣劳动者的职业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不能把传统劳动法对工厂制下正规就业劳动者的劳动权利保护体系无差别地移植适用于被派遣劳动者,不能擅自扩大＂共同雇主＂的范围以加重用工单位的法律责任承担。

简介：从表面看,刑罚的产生是因为国家统治的需要,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强有力手段.但刑罚究竟是如何维系国家统治,维护社会秩序的呢？通过分析刑罚的报复功能、预防功能与改造功能,更可见刑罚之必要性.通过了解刑罚得以存在的更深层次的必要性,更进一步地说明制定合理化刑罚的重要性.要构建起科学合理的刑罚体系,应该从死刑、管制、拘役、罚金以及资格刑上等方面对刑罚制度予以完善.

简介：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是每个公民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司法审判永远是社会正能量的守护者。近期,郑州医生电梯劝烟致老人瘁死案引起了社会大众及各界媒体的高度关注,尤其在法院一审、二审判决后,舆论此起彼伏。联想到近两年屡有面对“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这样的疑问,从某种程度上说。

简介：“重刑治毒”刑事政策主要体现在我国的刑法条文和座谈会纪要等文件中,严惩毒品犯罪受我国历史因素影响,学者们认为,“严打”仅在短期内有效,长期来看并不能遏制毒品犯罪增长态势,故要反思传统“重刑治毒”政策,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当宽则宽”的要求,转变“严打”思维,平衡秩序与人权,坚持刑事政策的法治原则与人道原则,重视刑罚的教育、预防功能.

简介：师生关系的发展基本是沿着双方权利的不断平衡协调这一主轴实现的。要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权利是一个不可回避且必须明确的主题。师生发生冲突的实质是道德权利的缺失所导致的师生权利关系结构的失衡，师生关系的伦理生态正在逐渐恶化。其原因主要有传统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教师教育信仰的缺失、教育形式多元化的冲击等。因此．必须在教育伦理精神的观照下重构师生关系，首先是弘扬教育的仁爱精神，实现学生被爱的权利；其次是追求教育的民主平等，构建对话式的师生关系。

简介：寺田浩明对中国传统法进行总结，提出了“非规则型法”的概念。这一概念与西方“规则型法”相对，从法内部视角出发，揭示出中国司法的普遍主义理念，归纳了中国法的整体共性。基于“非规则型法”的类型化指向反观西方，其规则型法的适用也存在不少“非规则型”的要素，可见其概念本身具有一定局限性。从求异和求同两种思维取向下进一步追问，则中国法“重刑轻民”、法律共同体缺失、特定“信念、神话或意识形态”作为法正统性基础的成因，以及西方的疑难案件处理方式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非规则型法”概念固然存在以西方为标准参照、“非此即彼”的两分局限，但仍充分展示了在多元立场下重新认知非西方法律传统的积极努力和探索方向。

简介：法治能否成为信仰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关系重大。法治系法律主治之意,是按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信仰是人们内心深处最高的精神认同,是内化于心外且化于行的“知行合一”。今天形而上”已经不必然是信仰的前提和基础,这为法治成为信仰提供了可能。西方法治理论存在诸多无法解决、无法调和的矛盾,因此需要加以反思和甄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应该成为打造中国特色法治理论的文化基础,唯有如此,法治才有望成为信仰。

简介：醉态犯罪刑事归责应区分自愿醉态与非自愿醉态两种情形,在对自愿醉态犯罪进行刑事归责时,应充分考虑陷入自愿醉态前是否可预见到后续醉态犯罪行为。根据英美等国通行的处理醉态犯罪的"马耶夫斯基规则",结合我国刑法理论主客观相一致之原则,不宜将行为人自陷醉态的行为与不能预见或不可能预见而实施的醉态犯罪行为协同评价。我国刑事立法应借鉴"马耶夫斯基规则"的处理方式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适度完善,为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醉态犯罪确立明确、科学的裁判规则。

简介：员额制改革打破了检察院现有的利益格局,出现了新一轮的权力配置和划分,目前员额制改革已在地方检察院全面推进和展开,落实地方检察院的员额制改革,需要转变检察人员的思想观念、确立公平的入额遴选方案、建立完备的绩效考评制度、构建合理的员额检察官退出机制以及完善我国的司法责任制度。

简介：主持人今年春节,一条关于'大年三十为母报仇杀害仇家三人'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公安局的微博显示,2月15日12时许,南郑区新集镇王坪村14组发生一起杀人案,71岁的村民王自新及其长子王校军、三子王正军被同村村民张扣扣杀死。2月17日,犯罪嫌疑人张扣扣投案自首。

简介：在人民群众面对不法侵害、社会纠纷或者需要求助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拨打110。“有困难,找警察”成为潜意识里首先出现的救济渠道。相应的,就公安机关而言,接处警是公安机关系统工作与人民群众产生联系的首要部分,也是打造公安品牌的一个门面。然而,接处警工作长期以来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并没有一个准确具体的定性,在警务实践中也容易产生合法性瑕疵。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现有的接处警法律制度进行反思,探求提升接处警机制的法治化水平。

简介：当前,我国风险规制领域公众参与正处在参与不足与参与过度的困境,这实则暴露出风险规制公众参与的形式化。针对这一问题,主流法律学者主张应当通过利益组织化建构所谓的公众参与利益代表模式来解决公众参与形式化的问题。从理论渊源上考察,公众参与的利益代表模式遵循多元主义的政治哲学传统,强调通过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竞争、博弈来对风险规制决策施加影响。然而,这种公众参与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在现代社会中,民主的实质是协商论辩而非对抗妥协,因此在风险规制参与模式上应当向协商转向,建构一种以协商民主为理论基础的风险规制公众参与模式,借由多元主体的协商对话来强化公众参与,克服公众参与的形式化,最终塑造风险规制决策的正当性。

简介：对修正案的过度推崇混淆了刑法渊源与刑法修改方式,强化了排斥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的结果,固化了单一化刑法渊源立法模式,存在诸多无法弥补的缺陷。反思刑事立法理论和实践,我国目前没有必要“削足适履”维持单一刑法典立法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内多样化刑法渊源是主流趋势,忽视现实片面追求刑法大一统的形式值得商榷。立足立法技术和社会现实,我国宜恢复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重新采用多样化刑法渊源。

简介：在经历了“有限提级管辖”、“异地交叉管辖”等行政诉讼管辖模式渐进变革之后，为维系行政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新的诉讼管辖模式“相对集中管辖模式”正在逐步有序开展。但相对集中管辖模式在现有的法条语境下未突破“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依旧未将原告置于法权结构中基础性地位，而且也未突破现行司法体制，难以从根本上维系行政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另外也会导致多数非集中管辖法院行政审判庭处于休眠状态。在不改变新近逐步展开相对集中管辖模式前提下，通过保留非集中管辖法院原有受案范围，同时赋予原告在集中管辖法院与非集中管辖法院之间选择管辖的权利，不仅可以回复行政诉讼中最大化保护原告利益的基础性定位，而且能避免多数非集中管辖法院行政审判庭处于休眠状态，维护现有行政诉讼法所确定的审级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