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福楼拜曾说:“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这话被无数当代作家、诗人所认同,但如何使这种生活方式更好地接近文学、更好地传承文学的核心精神,则要求作家和诗人要有一种文学抱负。“文学抱负”是秘鲁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喜欢用的词,他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一书中认为:“献身文学的抱负和求取名利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在这个有太多主流价值能保证作家走向世俗成功的时代,所谓的“文学抱负”,就是一种自由、独立、创造的精神,它渴望在现有的秩序中出走,以寻找到新的写作激情。就此而言,在任何时代,文学的探索精神、先锋意识都不会终结,除非一切的“文学抱负”均已死亡。略萨在谈及“文学抱负”时,将它同“反抗精神”一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但是,尽管这样的行动是幻想性质的,是通过主观、想象、非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可是最终会在现实世界里,即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生活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关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怀疑态度,即文学存在的秘密理由——也是文学抱负存在的理由,决定了文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特定时代的惟一的证据。”是的,真正的写作者必定不会放弃反抗和怀疑,也不会丧失自己的文学抱负,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个人”(本雅明语),唯有如此,他才能一直坚持向文学的腹地进发。
简介:历来谈论杜甫诗风诗旨,最多的便是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然而考察其早年诗作,并非向来如此。在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中,诗风是不断嬗变的,变是常态。杜诗之所以形成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原因,诗人的遭际、境遇和所处的时代等,都起到了重要而微妙的作用。譬如杜甫在长安的十年,特别是天宝六载(747)参加李林甫主导的制举的经历,既是他人生的一大转关,在诗人的创作历程中也显得十分紧要。以天宝六载为分界点,考察杜甫十年间的作品,可知其诗歌在情事、诗艺、风格等方面都呈现出不易察觉的微妙变化,而诸多变化对于诗人锻炼、塑造深沉婉折的诗风,干系重大。天宝六载,既是杜甫的人生转折,杜诗亦从这里转折。论文还对李林甫与杜甫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观点。
简介:在阅读当代小说的过程中,经常有一种分裂的感觉。从总体上看,作家的审美自觉性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程度,作家的批判精神也已成为一种自觉意识,无论是写人与历史、文明、制度之间的冲突,还是写人性自我的挣扎、变异,都渗透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与人道主义精神。但是,失望常常不期而至。当你跟随着作品进入小说世界时,小说的意义——无论通过多么富于匠心的结构方式或别致的语言表达——始终没能超越现实,它既没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方向和思考空间,也没能丰富我们的心灵世界。当作者对历史的情感、态度及认知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东西,是本民族中人的生活常识的时候,作家这种象征性的揭示还有什么意义?它远没有真正的现实给我们的冲击更大。
简介:摘要西方社会学从产生到发展,至今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西方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异彩纷呈,是长期以来各理论学派呕心沥血的思想结晶,其理论构建有着充分的理论基石。近代以来社会学成为一门正式学科在中国兴起,就与西方社会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中国的社会学思想自古就存在,但中国社会学准确的诞生时间却是在近代,而且从本质上说来,中国社会学是一种舶来品。从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直到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重建,这个过程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比较西方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在进一步了解西方与中国社会学的基础上,认识到本土社会学发展的局限性,能够将西方社会学更符合客观实际的进行本土化,构建由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