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反思”下的“不思”——灯下黑苏格拉底在《卡尔米德》篇中明确提出一种非同寻常的知识，这种知识既是关于它自身的知识，同时又是关于无知或缺乏知识的知识。这种知识就如同人的眼睛中的瞳孔一样，可以通过它反观自己，这是视觉中最完善的地方。同理，关于知识的知识应该是最具有奠基性的知识，它是其他知识存在的合法性理据。实际上这是一种反思性知识。

简介：<正>我国现有政治学教科书绝大多数是讲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一般原理的,而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内容一般只是安排在各章之后分别加以叙述。例如,在“国家”一章的后面,设一节“社会主义国家”;在“政党”一章的末尾,又设一节“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等等。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发展,这种把社会主义政治学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一般原理的附属物,甚至是应用实例的观点,已经日益显得肤浅而不合需要了。实际上,社会主义政治学也有自己内在的逻辑体系,因为它所反映的对象——社会主义政治也是有其内在系统性的。把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内容独立出来加以研究、探讨,揭示其所反映的社会主义

简介：<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大的新型的政党制度。它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它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一个成功的创造,是一种新型的

简介：众所周知,詹宁斯与戴雪在对宪法惯例性质的认识上存在根本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是深深植根于他们所持的截然不同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中的。本文认为过份局限于自己的研究方法正是阻碍上述二人对宪法惯例的性质形成正确认识的主要原因。本文在对宪法惯例的性质提出自己看法的基础上,也对当下中国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化的倾向进行了初步反思。

简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制现代化具有直接的指导和推动作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是实现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政治意识在内的政治资源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地合理配置和使用.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的核心是以法律化的制度建设保证和推进人民民主.这一切都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而深刻的体现.

简介：以证成性与正当性的理论分梳来检视当代中国的政治,它呈现出注重证成性、偏轻正当性的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的政治状况导致我国的法治发展同样陷入畸轻畸重的偏颇境地,体现在宪法领域就是：宪法浓重的纲领性影响宪法的有效规范性,宪法的富强精神突出、民主精神羸弱,宪法的发展追求事实上的实效性、忽视规范上的合宪性。失衡的政治导致法治的正当性基础弱化,体现在作为法律内容之权利的去政治化、立法体制的行政化以及司法解释的立法化。未来法治中国的建设发展应以证成性与正当性有机统一、基本均衡的政治作为基础。

简介：

简介：短短数午间，“保护的责任”（R2P）概念在国际社会中获得普遍接受，这表明国际社会在某些特殊情形下追求保护平民这一非国家价值的趋势。R2P议题的主要甚至真正价值不在于强调国家履行R2P的责任，而在于强调国际社会，尤其作为其代表的联合国承担履行R2P的责任。迄今为止，联合国只负有政治责任，而不负有法律义务实施R2P。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复杂的。但无论如何，既有的政治责任进路不可能充分克服阻碍联合国有效履行R2P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政治意愿障碍，从而确保联合国有效履行R2P；必要的新进路是，针对少数特定的情形规定联合国负有法律义务履行R2P，并为不履行R2P承担法律责任。

简介：法治的观念来自于这样的政治理想：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法律制度是充分自主并且至高无上的，政治生活的根本权威标准是（且仅仅是）法律。然而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法律是充分自主并且高高在上的，它的规范性来源又是什么？法律是人为创造的，法律本身无法独立于那个创造法律的意志，并且进一步，它也不应该高于这个意志。众所周知，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在法哲学界存在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分野。

简介：一在中国百年共和的宪政史上,民国最初十年间的国会制宪与议会政治实践是极具象征意义而同时又被有意无意化约处理的。其象征意义在于,民初十年,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华民国首届国会存续期间(1913—1925年)是赓续晚清以“开国会”为标榜的立宪运动以来,以“主权在民”[1]为政治合法性叙事的制度化尝试,同时亦是因其议会政治失败而下启国民革命与党国体制的内因,故而,在主流意识形态论述中,此一历史阶段与制度建构便成为“议会政治不适合中国”之注脚;而其被有意无意化约处理之原因,则大致在于适应后来革命叙事之需要,尤其是此一阶段与北洋军事集团政府统治相重叠,以阶级立场标示进步反动,进而以后世框架重塑历史,有意无意乃至蓄意无视其可能存在的积极因素,而呈现为缺乏内在逻辑与联系的制度遗迹,无法予人以启示。

简介：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推动学院各项事业的发展——在甘肃政法学院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董天良＊在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学习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的关键时刻，我们甘肃政法学院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会...

简介：＂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近现代宪法定义并不能概括人类有政治社会生活以来所有＂国宪＂或＂宪法＂现象。纵观人类政治史,任何民族的政治共同体都有＂宪法＂,宪法实为组织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规则。若进一步对古典时代中西法律传统中的宪法现象加以抽绎,我们可以将宪法界定为政治共同体＂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据。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据就是传统中国的＂国宪＂,深入认识这一＂国宪＂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简介：2015年《行政诉讼法》迎来了立法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修订。围绕原告资格、受案范围、两审程序、与复议的衔接、救济方式及应否设立行政法院等诸多问题,学界与实务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立法寄予厚望。立法机关吸收了部分提议,着力于解决＂立案难,受理难,判决难＂等突出问题,尤其在立案程序等问题上做出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此外,在探索异地管辖、跨区域法院等专门法院的问题上也预留了空间。新法实施一年以来,案件受理量大幅增长。但囿于诸多因素的局限,修法仍保守,在诸多问题上并未清晰彻底的做出回应。本期所组的四篇稿件,所涉及的多是这类悬而未决的话题：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何为＂利害关系＂及其构成要素亟待进一步探讨;在临时救济机制上,＂先予执行＂机制仍有待完善;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作为平行的两种救济制度,其制度设计的区分度与衔接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明晰化;而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新规定,是否经得起理论上的拷问以及为实践所接纳,仍有待于验证。修法一年以来,我们可以感受到行政诉讼制度在整体上的向好发展,但深究之下仍留下了不少遗憾。制度的变迁与新法实施的经验,必然会引发对基本理论展开新的探讨,而对域外制度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

简介：<正>关于两个基本法之间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一国两制"方针的理解,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挖掘贯穿于基本法起草过程中的实事求是的立法宗旨。为此,本文意在从香港和澳门两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就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所规定的政治体制作粗略的比较研究以达抛砖引玉之目的。

简介：“河长制”是党政负责人主导下的流域协同治理制度,是基于科层制环境管理体制之不足而创设的水环境治理制度,具有明显的问题应对特征。“河长制”的规范建构应当从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双重视角加以考量。党政负责人主导、相关职能部门协同配合、层级管理、目标责任与相应的工作保障机制共同构成了制度的主要内容。“河长制”在当下的流域水环境治理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然面临权责配置边界不清、权力依赖特征明显、共治精神不足、与相关配套制度衔接不足等制度困境。对于这样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新型水环境治理制度,应当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践的辩证法观点,肯定其在当下中国水环境治理中的正向作用,同时通过相关环境政策和环境法律的衔接、多元共治精神的引入,实现“河长”职责的明晰化,建立党政主导与多元合作治理的协同、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协同,为这一制度注入更多的法治品质,消解其逻辑悖论。

简介：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发展党内民主与发展政治民主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任何割离党内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做法都是有害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进行。针对目前中国共产党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中存在种种非民主现象，改进执政党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方式，采用全体党员决定本党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办法，使当选的人大代表真正反映党员和选民的意愿。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职责是保证推出的人大代表候选人是本党最优秀分子。

简介：罗伊判例：关于司法和政治分界的争辩———堕胎和美国宪法第１４修正案的司法解释方流芳导言（一）在美国２００多年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判例象联邦最高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１９７３年的Ｒｏｅｖ．Ｗａｄｅ〔１〕案（以下简称：罗伊案或者罗伊判例）那样，在整...

简介：<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这就使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

简介：非正式制度的功用,在制度经济学界谈论甚多,并成为人们追求经济绩效、进行成本利益核算、减少交易费用时不可不考量的重要因素。在经济交往行为中,忽略非正式制度,既悖乎情,也违乎理。非正式制度的这些功能,不仅作用于经济交往行为,也可见诸其他一切日常交往行为。但在政治行为和政治法中,非正式

简介：中国自清末以来，关于如何借鉴西方制度，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众说纷纭。时至今日，还有人讨论西方的政治制度能否移植的问题。这种观点需要重新审视。实际上，让每个人有尊严生活的民主政治制度，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培育这种制度的土壤。先秦中国不例外。之所以先秦中国与古希腊雅典形成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当时两地强者、掌权者追求政治利益的主观欲望与维护既得利益的客观统治手段的差异所致。客观统治手段的差异，包括对被统治者的欺骗技巧是否高明以及是否采用斩草除根式的残暴镇压等。强者、掌权者的主观欲望与客观统治手段的差异，决定了先秦中国与古希腊雅典形成不同的政治制度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