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改革开放以后,长期以农为本缺少变化的农村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这一分化对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积极影响是主要的。但是,分化后的各个阶层毕竟是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随着农村社会的分化,原来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被打破,也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这些都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整合,将阶层分化导入公正、有序、规范的轨道,不断提升公众对阶层分化趋向的认同意识,防止出现激烈的社会对抗和社会公共秩序的严重侵害。然而社会整合不是简单地将各种新的异质性因素吸纳到原有的规范控制体系之中。由于社会经济领域的分化提出的制度化要求,因此加强制度性整合就显得尤为必要,具体而言,加强制度性整合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三方面的整合。
简介:近年来,随着对程序的日益重视,程序性辩护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辩护形式,这种辩护通过质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的程序违法,以达到影响诉讼进程及结局的最终目的。与传统的实体性辩护不同,这种辩护针对的是程序问题,通过质疑程序来影响诉讼结局。它的出现,不但丰富了辩护的手段和内容,而且也有助于维护程序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辩护很难为法院所接受,面对着诸多的程序性辩护,法院要么简单粗暴的直接予以拒绝,要么完全置之不理。[1]而由于缺乏独立的程序性上诉机制,对于法院的这种态度,被告人和辩护人很难获得有效的救济。当被告人和辩护人一方面面对着诸多的程序违法,另一方面却又找不到有效
简介:本文原题为“EncounterswithModernity”,选自罗德斯(R.A.W.Rhodes)等主编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TheOxfordHandbookofPoliticalInstitutions)。塞缪尔·毕尔(SamuelH.Beer)1911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32年在密歇根大学毕业后赴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中世纪史硕士学位,1938年至1943年于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其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并任政治学系主任,1976年至1977年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2009年逝世于华盛顿特区。毕尔教授长期致力于比较政治学、美国联邦主义与英国政治研究,在英美政治比较领域取得开创性成就。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曾在《美国政治》自序中谈到该书灵感缘起于博士答辩时,毕尔向其提出的有关政治思想同政治制度关系的问题。霍尔(PeterA.Hall)数次回忆毕尔在指导其博士论文中闪现的学术思想,指出毕尔重视制度的文化向度有助于联结政治科学的新旧制度主义,并对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产生深远影响。2005年,毕尔教授应邀写作本文时已逾94岁高龄,他在文中回顾自己步入政治科学与比较政治学的历程,将自由心智界定为现代性的伦理基础以及现代化进程的统摄力量,从而论证自由主义理念与民主政治实践的相互塑造。透过毕尔对其学术人生的自述,以及文中展示的二十世纪英美政治演进轨迹,可以看到黑格尔、格林、罗伊斯的观念主义传统,怀特海、杜威的过程哲学及逻辑主义传统,韦伯、帕森斯、阿尔蒙德的文化主义传统,白芝浩、威尔逊的制度主义传统,以及英美新工党和新民主党第三条道路政策主张,是怎样融入毕尔的思想和经历当中的,他针对思想创化、个人自由、政党发展、社会联结、国家整合提出的一系列深刻洞见也因此更富亲切感。
简介: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入手,探讨东亚经济奇迹的实现路径,其经验主要在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与社会认同。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在于政治精英领导下的强势政府,通过高效技术官僚机构的运作,推行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干预政策;公私部门在发展目标上达成一致,促成了协调的政企关系,为经济运行注入活力;较好的分配制度与共同的文化背景为东亚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基础,也为集权主义政府提供了合法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亚模式也显现出自己的弊病,主要是体现在政府失灵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两个方面。东亚的发展模式与不足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