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从批评的状态向解释的美术史方向拓展,特别是研究方法论引入的自觉,更是一种学术的推进。不过,在方法论的选择上也存在不少问题。西方汉学的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虽然能发挥强大的解释效力,但是,无论怎么对其进行修正,总是难逃文化意识形态的陷阱,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在范式选择上的困境。摆脱困境的策略就是进行方法论的突围。重新选择文化立场,以一种世界性的视野和比较文化眼光来综合国际学术新成果,建构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论成为一种必要。“辩证历史符号学”作为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论建构,既可以避免文化中心主义的嫌疑,又可以摆脱文化相对主义的困惑,同时,更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有效工具。
简介:“方法论”的问题在今天似乎已因过时而并不讨好,然而在艺术史学史的视野之下显然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事实上,中国艺术史学史在当前还难以充分建立起来,因为中国艺术史本身还是一个远不成熟的学科,这主要体现在中国艺术史至今还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传统,建立不起一套独立而完整的研究体系,在这一点上我们(理所当然)远远地落在西方同行的后面。西方世界从瓦萨里、温克尔曼等人以来,已历经数代艺术史家,建立了诸如形式分析、图像学、心理学以至所谓的“新艺术史”等等研究体系,建立了独立而成熟的艺术史学科。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艺术史家更是不断高呼“艺术史终结了”之类耸人听闻的口号。’但这恰恰说明了西方艺术史学科的成熟——他们已经可建立自己的艺术史学史,并且已可对艺术史学科本身作深入的探讨与批判。在这一点上或许正如“反人文主义”的美国艺术史家大卫·卡里尔所言,“这种艺术史和艺术史学史之间的平行是意味深长的。两种历史最终都会走向一种自觉的意识,即它们都是再现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