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与其他法律相比，刑法更加强调自身的确定性；然而，即便是最强调确定性的刑法，也不能总是以维护自身的确定性为由，全然无视变化的需要。从实质正义的要求出发，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同样也是实现刑法自身目的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原则。因此，在刑法的制度实践中，灵活性的机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始终都是存在的。灵活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克服法律在寻求自身确定性过程中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使法律适用的结果更加符合正义要求。但是，基于对人权保障功能的重视，刑法的制度设计在总体上是以确定性来限制灵活性的，确定性虽然不是绝对的价值，但它一定是优先性的价值，因此，灵活性最终不能拆毁确定性。

简介：入户盗窃作为一种多发性的犯罪，不仅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更是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住宅安全及生活安宁，甚至给整个社会带来恐慌。刑法应明确规定，对于不构成盗窃罪的入户盗窃行为，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定罪处罚；对于构成盗窃罪的入户盗窃行为，应加重其量刑处罚幅度，以完善入户盗窃定罪量刑的不足。在实务操作中．鉴于入户是实体上定罪与量刑的重要尺度，应严格把握“户”的范围和正确理解“入”的方式。

简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现代西方司法制度基本制度与理念的接纳与吸收，是一项具有创制意义的事业，但同时也包含着内在的冲突。在对现代西方司法制度与当代中国条件的这两种解读之间作出选择并非易事。现代西方司法制度诉求的宽度为中国的法治创新开拓了广阔的视野；但同时，司法制度的构成元素具有复杂性。从制度文化的视角看，一国司法制度的设立，一般都与该国法制的历史文化相关。法官制度的建构应该与普遍认同的概念理念相符，在普遍认同的概念下，中国法官制度的理念才能有所创新。中国法官制度的完善，必须通过法律制度的不断向前发展，法官理性能力的不断完善来进行。

简介：欧洲法院关于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实践是欧盟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欧盟法律制度下，任何自然人和法人可直接获得司法救济，只要后者能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害可归因于共同体机构或雇员。与大多数国内法相关实践相同，欧洲法院在涉及作为公权组织的共同体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问题方面，一般采用“过错责任”原则。考虑到共同体机构的立法行为往往涉及经济政策的选择，欧洲法院就可归因于共同体立法行为之赔偿责任确立了一般性标准。

简介：近年来中国援外活动引起诸多争议，但从目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出发，确有必要实施对外援助。中国已形成以商务部为主要实施机构、其他部门共同参与的援外体系，但存在援外机构设置随意、援外机构职责不明、援外决策体系不完善、援外活动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中国援外法制尚不够完善，如缺乏统一的援外立法、援外法律体系不完备、援外规范效力层级低、援外活动透明度不高等。当务之急尽快完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以更好地规制对外援助活动。

简介：土地征收的立法模式有集中型模式和分散型模式之分，集中型立法模式颇具特色；我国分散型立法模式存在诸多弊端；我国土地征收立法应采集中型立法模式，在制定统一的征收法典时，既要注意法典与现行立法和相关政策性规定的协调与整合、又要注重法典的创新与突破、还要注意法典内容的具体而全面。

简介：环境公益诉讼因其公益性、二重性及特别授权性之特点成为环保建设不可或缺的法律程序保障。在起诉资格范围的认知上,从身份之适格性、目的之公益性及社会资源之稀缺性的维度考量,公民不宜享有起诉资格。相反,立法应明确检察机关与其他社会公益组织的起诉职责边界,否则当公益组织怠于起诉时检察机关介入庭审于法无据。同时为防止角色混同,检察机关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实现民事、行政法律监督职能,不可以直接参与诉讼的方式实现法律监督,亦不可于裁判生效之前通过一审法院直接提起抗诉,此三者须泾渭分明并区别对待。

简介：良好的司法社会效果必须建立在严格依法的基础上,以得到社会的认同为必要,并有利于改革、发展与稳定.衡量司法的社会效果,需要正确界定社会效果与社会评价、司法职能目的、法律效果、司法公信力、法律秩序等的关系问题.通过分析论述,文章得出结论:司法的社会效果主要体现在司法对社会的推动和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认同性.

简介：新中国成立以来，1950年、1980年两部《婚姻法》虽然对婚姻成立的必备条件、禁止条件和形式要求作了明确概括的规定，从正面积极引导人们的结婚行为、统一结婚模式，但对违法婚姻却一直没有立法上的认定和处理条文。2001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对我国1980年《婚姻法》进行了修改。

简介：定金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以保证合同履行为目的而于合同成立时或者未履行前，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双方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款项。定金制度，是世界各国民商法普遍予以认可的一项债权担保制度。我国现行法律也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法律、法规中，

简介：宪法所组织的共同体具有自足性,因而是根本法;其他法律部门所调整的社会生活领域不具有自足性,因而是部门法。以此立论,介绍了宪法与民法之关系的相关误解,针对性地探讨了二者关系的正解：宪法不是公法,而是统摄公法与私法的根本法;＂根本法＂与＂部门法＂功能各异,相互诉求、同等重要;民法典中既有民法规范,也有宪法规范;历史论据不仅具有时间之维,也具有逻辑之维。

简介：在《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实施两年多的时间里,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因审判监督程序的＂审查＂和＂再审＂分段进行而导致重复审理,造成司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通过对＂再审之诉＂基本含义的研究,深入分析产生实务难点问题的原因,提出了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将审查和再审两个阶段＂合二为一＂,确立＂以提审为原则,以指令再审为补充,以指定再审为例外＂以及＂一个法院只能再审一次＂的再审之诉管辖规则,统一并适当提高再审之诉中审查和再审两个阶段的证明标准的解决对策。

简介：现行《物权法》第106条和《合同法》第51条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存在冲突。要从根本上解决前后立法衔接的矛盾,并在理论上避免逻辑断裂,就必须将无权处分合同认定为有效。应该在肯定我国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基础之上,分析立法缺陷,对合同效力重新认定,促使两法衡接。

简介：诉讼事件非讼化,发挥非讼程序简易、迅速、灵活的特点,可以节省劳力、时间及费用,且法官职权介入较深,有助于公益之维护,能满足人们对解决现代类型纠纷的程序要求.诉讼事件非讼化的研究在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已越来越受到关注.

简介：无论是对于法学理论还是司法实务的视角而言,违约责任都是合同法的核心问题,而对于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其合同义务之一方当事人而言是否需要承担相应之违约责任又取决于合同法所采纳之＂归责原则＂。对于我国《合同法》所采纳之归责原则向来有不同之看法,而且在合同起草的过程中争论也非常激烈,当前学说上通说认为违约责任归责原则系无过失责任或者说是严格责任。有鉴于归责原则直接决定着违约方是否承担违约责任从而也决定着交易中所产生之风险的负担问题,对于当事人双方利益至巨。本文详细考察了合同法上各种有名合同的具体归责原则,从而最终得出合同法上的违约责任归责原则。文章认为在契约自由原则或者说私法自治原则下,违约方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在何种情形下承担违约责任、承担何种形式之违约责任、交易中的风险如何分配等问题均取决于当事人的约定,而在当事人约定不明时法官则应当通过解释当事人之合同探求当事人之真实意思而加以确定,在确实无法探明当事人之意思时法律则应当依据不同之合同而模拟当事人通常所有之意思而加以规范,而不是整齐划一地加以规范,否则必将抑制交易之多样性。

简介：《网络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五款列举了＂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六项信息。这一列举系对个人信息抽象概括定义的具象化说明。被列举项是否属于个人信息,在何种情形下属于个人信息,仍需在＂识别＂与＂记录＂两个要素的限制下进行考察。另外,还存在一系列与所被列举六项信息相关的概念,如称号、身份编码、指纹信息、基因信息、邮政编码、IP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等。这些内容既可被认为是为列举项所包含,也可认为是《网络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五款句末＂等＂的范畴。对于这些概念也须根据个人信息的要素进行具体分析。

简介：健全宪法监督制度需要考虑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体制、宪法监督的基本范畴等重要因素,特别需要理性看待违宪和宪法监督带来的影响。坚持党的领导与党也要受到宪法监督是一致的,这个一致性应当体现于宪法监督制度的具体设计中。建议参照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做法,设立党中央的宪法监督委员会,统一领导宪法监督工作。在这个基础上,适当划分宪法监督职权,并加快立法,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比较完善的宪法监督制度。

简介：传统的刑法理论要求正当防卫的成立必须具备主观的正当化要素,即包含了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防卫意识。然而,对防卫意识中意志因素,即防卫目的的要求,其本质是一种对动机的立法,也是一种道德立法。为了实现正当防卫的法确证功能及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法律只须要求从客观上看来,行为人认识到了不法侵害,实施了在允许限度的防卫行为,便足以成立正当防卫。对防卫动机过高的要求,一方面,存在难以探测行为人内心的弊端;另一方面,违背了正当防卫实现其法益保护的功能,不利于公民防卫权的实现。因此,只要行为人认识到了不法侵害行为,便可满足正当防卫的主观正当化要求。至于防卫动机,则只是当防卫行为超出必要限度时,作为一个量刑要素予以考察。

简介：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引起了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思想领域的重大变革，揭开了民主法制新的一页。二十年来，随着国家广泛的立法括动，司法机关在国家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司法独立(本文中的司法独立即指审判独立)一词，也从被淹没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重新被提出来，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热切关注的问题之一。

简介：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事务的日趋复杂，出现了大量的行政协议来促成行政区域合作和行政事务的处理。行政协议是一种对等性行政契约，是一种抽象行政行为。行政协议发生纠纷，借鉴国外的解决经验，我国可以构建有效的解决机制，即通过双方和解、行政调解与仲裁、行政诉讼三个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