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章通过空间正义理论对邻避冲突问题进行分析发现,邻避设施供给必须实现公共价值追求的目标正义、负外部效应均衡分担的工具正义以及公众参与和风险沟通的过程正义等三大要件的有机统一。对武汉市某临终关怀医院项目建设的案例分析表明,当存在着过度追求经济效应、负外部性非均衡转嫁、公众低度参与以及风险沟通不足等空间生产非正义情形时,邻避设施供给就会引发邻避冲突,甚至演变为以"封路维权""街头散步"等为标志的空间抗争事件。案例研究还发现,实现邻避设施供给的正义性要件,应当由政府和公众共同讨论来决定公共价值的边界范围,构建起公民全参与和风险持续沟通的决策机制,以"空间正义"为议题搭建起协商式补偿机制,消除不同主体对空间生产价值追求不一致造成的冲突。
简介: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我国邻避冲突呈现频发态势,已成为当前公共治理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也反映了传统行政法理论应对的不足.邻避冲突的发生固然由于邻避设施所致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信息封闭、决策不透明致决策异化,利益表达渠道梗塞使民众维权无门.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主张通过参与和对话,以寻求共识、达成协议,实现不同利益的平衡和价值偏好的转换,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建立在协商民主制度上的行政法也必须回应这一趋势,健全协商参与的行政程序机制,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协商参与式的行政治理模式,以破解邻避冲突治理的困局.
简介: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分配格局的不断变化以及分配不公导致不同主体间容易出现矛盾摩擦。在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绩导向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社会公众成为政府经济建设的风险承受者,加之诉求无法得到到恰当表达,故而以“邻避”冲突为典型代表的环境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呈现多发态势。“邻避”冲突的爆发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信关系,成为威胁政府公信力塑造的重要因素。基于政治系统模型的分析框架,以“邻避”冲突的发生过程为切入点,探讨触发冲突升级的原因包括政府决策封闭化、内卷化,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缺乏有效反馈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完善现有政府管理方式,以期在最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公平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简介:<正>在绵延数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中,道德观上的律己、责己是个重要特色,它陶冶的是内向型民族性格。儒家文化的始端——先秦阶段主要是一种社会本位论的伦理学说,这种理论设定社会个体的道德完善是“居仁”、“循礼”、“行义”以“明明德”于天下,即按“周礼”要求来维护、巩固宗法等级制度。先秦儒家道德造就“志士仁人”是依靠个体的天赋本性和认识能力,把外在的“礼”转化为对“仁义”的内在自觉遵循,即首先不断地追求自我完善;然后扩而充之,尽自己的社会责任,以走向自我实现。本文试图通过对先秦儒家道德学说的内向性特点的分析,从源头上探索一下中华民族内向型性格的由来。
简介:就国内的经验看,“邻避”行动既非居民的情感宣泄,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分配不公的必然结果,不同类型的邻避行动有着迥异的生成机制。经济理性、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三种行动逻辑分别主导着污染类、风险集聚类、心理不悦类三种典型“邻避”行动的生成过程。而社区压力与从众心理、社会信任缺失与无效的风险沟通以及居民过度的风险想象等社会心理与文化因素的联合作用让孤立的“邻避”行动演化为群体性“邻避”冲突成为可能。有关部门要清晰界定经济补偿方式的适用范围,切实尊重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权利,逐步恢复社会信任,化解“邻避”冲突时更多地考虑并满足居民的价值与情感诉求,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治理方案。
简介:在当前的邻避治理中,政府是唯一的主体,参考技术专家意见进行决策,不吸纳公众进入决策过程,存在政府职能越位的情况.决策按照“决定一宣布一辩护”程序进行,先是政府通过咨询技术专家意见,形成决策方案后向社会宣布,在公民提出异议后再进行辩护,决策程序不合理.同时,关于邻避冲突防范与解决的法规建立尚不够完善,不能满足邻避治理需要,存在法律供应不足的问题.这种邻避治理模式侵害了公民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导致部分邻避设施建设呈现“宣布-抗议-停建”的局面.需要切实尊重公民环境权益,按照环境正义要求重构邻避治理模式.让公民参与到决策和管理之中,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交流和沟通,真正达成有效共识,按照制度规范运行.首先,邻避治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转变.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到邻避设施建设决策与管理中,实现多元主体的相互协作.其次,邻避设施建设决策程序由“决定-宣布-辩护”向“参与-协商-共识”转变.多元主体参与协商,充分吸收公民意见,回应其合理诉求,在达成共识后再进入决定与宣布环节.第三,邻避设施建设行为的规范化.完善环境公众参与、环境信息公开、环境权益救济等与邻避治理相关制度,使邻避设施建设各个环节有法制保障,规范政府、企业和居民行为.
简介:他者在邻避困境化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邻避冲突中的主体之一,他者的角色转换是影响邻避冲突走向的关键变量。在邻避政策制定过程中,他者空间上的在场与话语上的离场形成了巨大反差,使公众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此时,退出者和呼吁者的角色选择为他者表达不满和诉求提供了可能,而一旦这种身份转换失败,通常会引发剧烈的邻避冲突。要想走出邻避困境,公共部门提升自身治理能力是一个方面,但更为重要的是公共部门要学会主动走近他者,以协商沟通为桥梁,在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和程序上,创造条件让他者成为在场者,在构建他者对项目认知、程序认可、决策认同的基础上,引导他者最终成为公共政策的忠诚者。
简介:摘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城市公共设施要求越来越高,公共设施的建设引起“邻避冲突”现象越来越明显,邻避型群体事件也呈高发态势,治理邻避冲突风险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这也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巨大挑战。文章通过探讨有效治理邻避型群体事件的策略,为化解邻避冲突风险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