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目的了解长沙市学龄儿童打鼾的发生情况,探讨打鼾与注意力缺陷、多动冲动等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方法在长沙市5个行政辖区随机抽取1736名6-12岁儿童,对受试儿童进行睡眠状况和父母版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诊断量表的调查。结果1736名学龄儿童中频繁打鼾的发生率为5.7%,其中男童为7.5%,高于女童的3.8%(χ^2=18.782,P〈0.01);6-9岁组为7.2%,高于10-12岁组的3.7%(χ^2=9.666,P〈0.01)。打鼾组白天嗜睡发生率为31.5%,高于无打鼾组的25.9%(χ^2=6.678,P〈0.01)。频繁打鼾组喉头哽咽、呼吸暂停、张口呼吸、睡眠多汗、不明原因觉醒或憋醒等症状的发生率均高于偶尔打鼾组、从无打鼾组(χ^2分别=37.035,27.745,51.341,30.975,45.972,均P〈0.01)。注意力缺陷的发生率在打鼾频繁组、偶尔组及从无组分别为31.3%,16.2%,13.9%;多动冲动的发生率分别为18.2%,9.9%,8.8%,二者组间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χ^2=20.592,P〈0.01;χ^2=9.067,P〈0.05)。结论长沙市学龄儿童打鼾发生率较高,打鼾与注意力缺陷、多动冲动等行为问题相关,应关注儿童打鼾及其心理行为发育状况。
简介:摘要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期最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可导致多种功能损伤并增加成年期精神与心理健康风险。2020年美国发育行为儿科学会发表了“儿童及青少年复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评估和治疗的临床实践指南”,首次提出“复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定义,并提供了详细的综合性、跨专业的评估及治疗方案。本文就该指南进行解读,以期为评估、治疗及管理复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及青少年提供相关帮助。
简介:摘要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索早产、小于胎龄儿(SGA)、子痫前期和胎盘早剥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相关性。方法本研究为人群队列研究,纳入瑞典2002年至2014年出生的非畸形活产单胎儿。利用国家登记信息,本研究随访了1 212 201例3~15岁儿童,关注其ADHD的诊断情况。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通过校正危险比(HR)和95%置信区间(CI),比较不同情况下ADHD的发病率。同时,本研究在751 464例儿童中进行了同胞对照研究。结果本研究共纳入27 665例ADHD患儿。与足月儿(≥37周)相比,胎龄越小,ADHD发病率越高:胎龄32~36周、28~31周和22~27周的调整HR(95% CI)分别为1.18(1.11,1.25)、1.61(1.37,1.89)和2.79(2.23,3.49)。自然早产和疾病导致的早产均与ADHD相关。SGA患儿的ADHD发病率为对照组的1.62倍(1.49,1.77)。子痫前期与ADHD相关,而胎盘早剥与其无关。同胞对照研究也得出类似结果。早产不能完全解释SGA或子痫前期与ADHD的相关性。结论早产、小于胎龄儿和子痫前期与ADHD的发生有关。
简介:摘要根据教材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能力,选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并进行有机的组合,不仅可以渲染课堂气氛,还可以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教学活动中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习新知识的兴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机械基础》课教学中,应注意变换使用启发式教学法、演示教学法、举例教学法、课堂练习法和归纳总结法来增强教学效果,让学生感觉学习《机械基础》这门知识很轻松、很省力。
简介:摘要:随着我国的经济在快速的发展,社会在不断的进步,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在不断的加快, CRH3型动车组生产初期完全采用西门子技术转让中要求的涂装体系及施工工艺,由于国内施工环境与德国西门子的施工环境相差较大,导致引进的涂装体系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在施工过程中,尤其在温度高、湿度大的夏季,车体涂层经常出现严重的缺陷,不能满足《 CRH3型动车组涂层质量评估标准》。由于涂层缺陷导致了大量的返修工作,材料及人工成本明显增加,同时影响到动车组的生产进度,引起公司领导的高度重视。为了解决涂层缺陷问题,技术人员联合涂料制造商在唐车现场进行了大量的涂装工艺试验,确立了适合唐车施工环境的涂装工艺。
简介:摘要:目前绝缘子缺陷检测的方法可分为人工巡检、基于机器学习的图像识别技术和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算法。人工巡检主要通过人工排查绝缘子明显、直观的故障,费时费力,且存在安全隐患。基于机器学习的图像识别技术如局部二值模式特征(Local Binary Pattern,LBP),方向梯度直方图特征(Histogramof Oriented Gradient,HOG)和Deformable Part Models(DPM)目标检测算法等虽已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其主要使用单一特征(如颜色、纹理、形状等),同时依赖人工提取特征,工作量大,检测效率低。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伴有述情障碍抑郁情绪的大学生对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特点。方法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和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he twenty-item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TAS-20)在885份有效问卷中筛选出伴低述情障碍抑郁情绪的大学生25人(伴低述情障碍抑郁情绪组)、伴低述情障碍无抑郁情绪的大学生33人(伴低述情障碍无抑郁情绪组)以及伴高述情障碍抑郁情绪的大学生23人(伴高述情障碍抑郁情绪组)。运用EyeLink眼动追踪系统,选用情绪面孔图片作为刺激材料,收集实验参与者的相对凝视时间(以相对注意偏向分数表示)。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协方差分析、调节分析等统计处理。结果(1)在低述情障碍水平下,抑郁情绪组大学生(-0.23±0.18)和无抑郁情绪组大学生(0.06±0.11)在注意偏向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5.876,P<0.01)。(2)伴高述情障碍抑郁情绪组(-0.070±0.153)、伴低述情障碍抑郁情绪组(-0.234±0.150)和伴低述情障碍无抑郁情绪组(0.064±0.149)在注意偏向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78)=27.685,P<0.01]。经过Bonferroni检验得出,相对于伴低述情障碍抑郁情绪组,伴高述情障碍抑郁情绪组和伴低述情障碍无抑郁情绪组都表现出了更少的负性注意偏向。(3)SDS总分与TAS-20总分的交互作用显著,述情障碍在SDS总分和注意偏向之间起着调节作用(β=0.333,t=3.345,P<0.01)。结论伴高述情障碍抑郁情绪和伴低述情障碍无抑郁情绪大学生都表现出了更少的负性注意偏向;述情障碍在抑郁和注意偏向之间起着调节作用。